从俞敏洪的退休俱乐部到伴游经济：为何人们愿意为孤独买单？

文 | 墨白（中科院材料学硕士，媒体人、直播操盘手）

在AI时代，还有什么能力无法被替代？

我觉得，或许只有情绪劳动能力、陪伴能力，是人类最强的AI防御力。

连俞敏洪都开始试水情绪生意了。

俞敏洪开了一个“北京新东方退休俱乐部”，主要面向北京50-75岁退休人群推出兴趣课程与本地社交，全程由80、90后年轻人做活动玩伴，内容包括自媒体运营、手工、烘焙、舞蹈、八段锦、品茶、钓鱼、书法等多个品类。

最终培训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它本质上是个情绪生意。

AI的情绪劳动能力很强，各种AI聊天机器人也能把人撩得欲仙欲死，可惜没有实体，做不到陪伴——人形机器人的路程还有很远。

我不知道最近几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电梯广告中各种高端伴游、上门按摩服务越来越多了。

在海鲜市场搜索伴游，也有海量的信息展示。

我有做大健康赛道的朋友，和我分享过一些我听都没听过的产业，比如颂钵疗愈、高压氧舱等，都是现在年轻人喜欢尝鲜的生意。

情绪生意的市场前景有多大，我不知道，但年轻人起码愿意尝试，这就是好事儿。

情绪生意的兴起，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一种口红效应。

它的兴起有两个大背景。

第一个大背景是，我们东亚人整体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的情绪氛围内。

东亚人对于纯粹的精神享受，一直有一种羞耻感。

回想一下，在我们小时候，好不容易被爸妈带过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学校组织看一场演出，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定要写观后感。

东亚人的教育，不谈精神，不谈精神享受，凡事必谈价值，凡事必说收获。

这种枷锁压力贯穿东亚人的整个成长过程。看闲书是不可以的，玩游戏是罪大恶极，早恋更是绝对禁区。

当这波人为人父母之后，会异化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会把自己童年承受过的精神压抑，倾泻在自己子女身上。

但是人的承压能力是有极限的，紧绷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弹。

第二个背景是经济下行周期内的去责任化。

情绪经济和口红效应不同的是，今天的情绪经济似乎叠加了去责任化的因素。

现在的婚恋成本高，出现“性萧条”；群体对立明显，维护长期社交关系费时费力；青年劳动力脱离原生家庭，代际分离现象明显。所以，现在很多人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交孤岛。

社交孤岛天然伴随去责任化：一些年轻人不用婚恋，不用考虑生育。

同时，随着内卷的加剧和经济周期的遥遥无期，努力的边际收益在变低，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马太效应直接糊在脸上。

所以，东亚的情绪压力驯化提供了动机，去责任化提供了资金，社交孤岛让年轻人愈加孤独，经济下行和劳动市场内卷让年轻人摆脱奋斗叙事，情绪生意由此诞生。

这是好事。人们开始摆脱精神享受的功利化，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和欲望。

这种变化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同样开始去责任化，直视自己的情绪需求。

子孙自由子孙福，没有子孙我享福。

所以我说俞敏洪这个生意就不错。

六七十年代的老人群体中，许多经历了改革开放，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事业有成，手里有房有现金。现在进行情绪消费，既解决了晚年孤寂的问题，也满足了部分80、90后中青年的经济需求。

当然，情绪生意是个好事，但是毕竟是个口红效应，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经济支柱。

原因很容易理解——情绪生意不会生产任何实物资产，只会在个体之间转移财富。

情绪生意的蓬勃生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意味着传统社会的个人价值供给系统已经失效。

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及。传统的个人价值来自婚姻、家庭、事业的上升、阶层的流动。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人们转而寻求即时可控、不需要因为身份标签负责的价值供给系统。

情绪生意，本质上是一种代餐，是一种低风险的替代品。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员工，只需要一点点钱，就可以在此刻拥有整个世界。

不需要指责，也不需要批判。它只是特殊历史周期内对过度责任化的反抗，是对自我精神欲望需求的浅层次直视。

文明的社会，应当给情绪生意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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