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兵团团场公务车只一辆，政委：先保证团长用车，不用考虑我

文/陆振欧

1969年12月底，我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转到小李庄农八师机关“学习班”劳动。

一天下午，我和班里同志正在为学校教室砌火墙。突然有一辆大卡车开到教室跟前，从驾驶室里走下来一位陌生人，向我们问道:“谁是陆振欧?”

当时我一听有些惊诧。心想又是什么造反派找麻烦来了。便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回答说:“是我，有什么事吗?”那陌生人很快露出了笑容自我介绍说:“我是141团组织股陈干事，李政委派我来接你去政治处工作。”

我稍微沉思之后又问:“是真的吗?”

陈干事很恳切的回答:“是真的，昨天李政委接到师里转来兵团的命令后，立即就安排我今天来接你的。”

话虽然说得很肯定，但我还是半信半疑的找了个借口说:“我已经三年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了，是不是让我回石河子和家人商量一下，过罢元旦再去?”

陈干事很坚定的说:“李政委再三交代，当前工作繁忙，政治处又没领导，要我今天晚饭前一定要把你接来，不然李政委等急了。路经石河子时，回家看看家人就走，到春节时再回来看好吗?”

此时此刻，我怦然动心，就依着办了。

我们离开石河子时，夜幕渐渐降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了团部，天已黑漆漆了。

车刚停在食堂门前，一位身穿军装的军人伸出手来和我握手，经陈干事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李政委，接着旁边有两位同志也和我握了手，一位是值班营长王崇阳，另一位是机关协理员胡树堂。随后，我们一起走进食堂用餐。

在餐桌上，彼此交谈中，我从李政委的口音中判断出他是广东人，便和他拉起“两广”的老乡来。

他追问我:“你是广西什么县人?”

我回答“靖西县人”时，李政委“哦”了一声说:“解放前我就在你们靖西县那坡乡一带打过游击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熟悉。你们这地方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在家看小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把‘水烟筒’，男女都用‘水烟筒’吸烟是吗?”

李政委还用壮语和我聊了几句。我们越谈越感到格外亲切。

第二天，李政委召集机关、连队干部开会。

他针对当前全团的情况，讲了几个问题。其中反复强调要排除阻力，尽快把被“打倒”、“靠边”的干部解放出来;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要挺起胸来，大胆抓生产、抓工作。

我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什么派，你不支持解放干部，不支持抓生产，我就不支持你，也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李政委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博得了全场同志的热烈鼓掌。

不久，李政委和我到六连检查工作。

连队陈龙林指导员汇报说，原团政委冯俊发自从被下放到六连监督劳动之后，冯一直表现很好，和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各项工作任务都能完成，还经常协助连领导抓生产，群众威信很高，年终大家还给他评为‘五好战士’.....

李政委非常高兴地对陈指导员说:“你们马上把他的材料整理好报团党委批准，很快把他解放出来。”

那时，全团只有一部英制的“拉塔”小汽车。

这小车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小，前后共有4个座位，后座没有门，出人都需从前排司机旁边座位经过，个子稍大些还要低头弯腰才行。

据说在外国是供放牧人用的，后面坐着孩子安全保险。因为它是在香港用5000个鸡蛋购进的，所以大家把它戏称为“鸡蛋车”。

这“鸡蛋车”名义上是供团领导的用车，其实哪能供得起十几位团领导的用车?

李政委生怕为用车问题为难司机，引起领导之间不快，就专门给小车司机交代:这小车除了有急事或接送团领导去师里开会之外，首先要保证主管农业生产的团长、副团长用车，不要考虑我用车问题。

这样，在一般情况下，李政委下连队都和参谋干事一块骑自行车转。

他常说，我们团范围不大，连队之间距离也不远，边走边看，可以了解到职工们的工作情况和看到庄稼的长势，多好呀!

李树华同志是1968年到141团担任政委的，那时正是部队乱，人心散，生产跌人低谷，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中。

他竭尽全力扑在工作上。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全团的生产工作搞的热火朝天，各项事业恢复较快，部队生活也随之得到改善，吃粮有余并上交支援外团，职工家属每月都能吃上定量的肉、油、蛋、禽。这在那个年代算是比较富裕的团场了。

谁能想到，1971年1月14日那天，不幸的事情在141团发生了。

清早，李树华政委驱车去师里开会，中午他感到头晕目眩，便去兵团二医院检查，医生量其血压后告诉他:高压已升至200毫米汞柱，要他立即住院。

他不以为然说:“血压高我习惯了，给点药吃就行了，下午我还要开会哩。”

医生再三劝他住下，他还是恳求说:“先让我回去把工作安排好再回来住院。”医生无奈只好允许。

晚饭前，李政委赶回团部，那时我正在4连蹲点，他给我打去电话说:立即回团部有事商量。

大约是9点多钟了，我回到团部刚一踏进他的办公室，一阵阵急速的喘气声使我大为惊讶，走近一看，呵!李政委已倒在办公桌旁，鼻孔淌出鲜血，我大声疾呼来人抬往医院进行抢救。

两个小时之后，兵团、师医院的专家也赶到，全力参与抢救。他终因脑溢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噩耗传出，犹如晴天霹雷，全团广大职工为失去一位好政委而悲痛。

遗体告别的那一天，天刚蒙蒙亮，职工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坐拖拉机、骑自行车、走路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可敬的李政委悼别。

【后记】

何为真正的领导力，何为拨乱反正的关键。“解放人”先于“解放生产”，抓住了拨乱反正的魂魄。

李政委在大会上疾呼解放被“打倒”的干部，并直言“不支持解放干部，我就不支持你”。这在派系犹存、余悸未消的年代，不啻为一声冲破思想冻土的春雷。

他深知，人心的涣散是最大的危机，而信任与尊严的归位，是一切重建工作的基石。从亲自接回陆振欧，到迅速解放表现良好的原政委冯俊发，他的行动始终围绕“恢复人的价值”展开。

这并非简单的平反，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将人从无谓的斗争中解脱出来，回归建设者的本位。

李政委的权威，并非来自职务，而是源于其朴素而坚韧的实践。“鸡蛋车”优先保障生产团长、自己常骑自行车下连队的细节，与他对风土人情的熟稔、对老乡的亲切交谈相互映照。这种“边走边看”的深入，让他能真切触摸到基层的脉搏，也让他的决策扎根于泥土。他的治理，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而是与职工同频共振的引领。

因此，他能用短短两三年，让一个生产跌入低谷的团场变得“吃粮有余”，生活改善——这奇迹的背后，是人心被唤醒后迸发的生产力。

文章结尾，李政委因高压200仍坚持安排工作而猝然离世，其场景令人痛惜，更令人震撼。这并非不珍视生命，而是在他心中，肩上责任重于泰山。他的生命，完全融入了“把工作安排好”的执着之中。

职工们从四面八方自发前来悼念的洪流，正是对他全部奉献的最高认可。他的逝世，如同最后一记重锤，将“鞠躬尽瘁”四个字深深镌刻进集体记忆。

李树华政委的形象，超越了特定历史情境。他告诉我们，在任何困境中，真正的转机始于对人的尊重与信任；真正的领导力，体现在与群众共甘苦的务实中；而真正的怀念，生于为民奉献至最后一刻的纯粹里。

他是一束在风雪年代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光，其精神遗产即“以人心为本，以实干为径，以奉献为终”，对于今日如何凝聚共识、攻坚克难，依然有着清澈而有力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