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律师 || 一个处级干部的精神遗产

张凯律师读《史记》系列_01

我已经准备开始一个新赛道。用有趣的方式解读经典。

现代人读不进经典，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太正经。读书本来是很有趣的事情，而沐浴更衣，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哪怕对面坐的是林志玲，也会顿时索然无味。

《泰坦尼克》里的杰克带着露西在海船上吐吐沫。无聊吗？不，爱情本来就是无聊间的怦然心动。

太正经的爱情，会失去爱情，太正经的读书也会失去经典。

我不是个正经的读书人，读书最入味的时候，是蹲厕所乱翻书的时候。酸爽而忘记世界……

我首先选择读《史记》。并不是为了知古鉴今，而单纯是因为：“史记有趣”。

嘻嘻哈哈，吃喝玩乐，才是我等闲人读书的目的。

而且，无论引车卖浆，还是位高权重的人，都能在史记这本书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个评价就很正经。

而现代人根本无法驾驭古文，不管是绝唱还是离骚，都只能望文生叹。

和我一起读史记，或许是打开《史记》这本正经书的不正经方法。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但不是普通的那种。

他爹司马谈，担任太史令。按汉制俸禄大约600石，这个工资相当于一个月可以领取一千多斤粮食。

当时的郡守，也就是省长，是2000石。从工资和职务来看，司马谈相当于正处级干部。

太史令主要负责：起草文书、记载史实、编写历法、观测天象。

这个角色，就像国家档案馆馆长兼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属于国家高级智囊。

这个职务钱不多，也没有实权，但掌握国家秘密，偶尔还能见到皇帝。

司马迁是子承父业，工作和他爹完全一样。

司马迁能写史记，即是职务行为，也有家庭托举，他从小在机关大院长大，朝廷那点事，耳熏目染。

司马迁为《史记》写了一篇序言，叫做《太史公自序》，就是记录自己写《史记》的心路历程。

司马迁的爹，虽然是个普通的体制内官员，但他言行一点都不普通。

在洛阳临终前，司马谈死死攥着儿子的手。

可他不是交代房子、存款、也不是叮嘱保命。

他喘着气说的只有一句话：“儿啊，咱们家祖上是管档案、写历史的，这事儿到我这儿断了，那是奇耻大辱。你得接着干！”

看看人家这处级官员的素质，这才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临死前，不交代遗产，没有惜命，而是在布置工作……

司马迁当时一边哭一边答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翻译成人话就是：儿子不聪明，但爹你放心，这活儿我接了，豁出命也干成。

很显然，司马迁能写出史记，不仅因为个人争气，还是因为有个喜欢谋算大事的爹。

本来写历史，就是他爹的本职工作，历史上这个职位的人很多，都多数是混碗饭吃。

但是，他爹认真了，没把自己当成打工的，而是准备随时上市。

自己没干完，要托付给儿子，活生生把处级干部的工作，干成光宗耀祖的大事业。

司马迁正式开工前，先替他爹整理学术成果《论六家要旨》。他爹这位“国家级智库首席专家”，做过一次“大汉朝学术圈的终极审计”。

这是对各家各派做一个终极点评：

1

阴阳家：故弄玄虚的“星座博主”

司马谈觉得这帮人太神棍，天天搞禁忌，让人缩手缩脚（多畏）。但他也承认，这帮人懂天文历法，四季轮转的规律是科学，得留着。

这有点像教会里的灵恩派，有特别厉害的地方，但也有时候会装神弄鬼。

2

儒家：规矩太多的“职场礼仪专家

这是司马谈最毒舌的地方。他说儒家知识太杂（博），但抓不住重点（寡要）；干活累得要死，产出却不高（劳而少功）。但他也得承认，儒家这套长幼尊卑的秩序（礼），是社会运行的硬性补丁。

这就如同教会里的基要派，重视规范是长处，但没有活力。

3

墨家：苦行僧般的“志愿者组织”

墨家讲“兼爱、非攻”，还要像苦力一样生活（俭而难遵）。

司马谈觉得这种道德标准太高，普通人跟不上（不可遍循）。但那种艰苦奋斗、节约开支的劲头，创业公司得学。如同圣经里说的，“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那种拼劲。

4

名家：钻牛角尖的“法理杠精”

这帮人天天在那抠字眼，逻辑游戏玩得溜，结果离真相越来越远（善失真）。这有点像圣经里的文士。

5

法家：严苛的“铁腕HR”

原文：“法家严而少恩……然其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不可改也。

法家太狠，没恩典。司马谈认为这属于“一时之计。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法家那种“职守分明”的KPI管理，是国家运行的基石。

这显然就是圣经里的法利赛人。天天拿着律法对照别人，虽然有治理作用，但是，自己也好不在哪里。

6

道家：深藏不露的“顶级CEO”

司马谈眼中的道家，可不是那种躲在深山老林里炼丹的“神仙道”，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躺平主义”。

在司马谈这个“国家级首席智库”眼里，道家是最高级的管理学，是最省力的操作系统。他给道家的评价极高，简直是带有一种“信仰式”的崇拜。

司马谈认为，道家的秘诀在于“因循”。什么是因循？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走。

这就像金庸笔下的张三丰，看起来慢吞吞，其实是以柔克刚。

别的学派都在教你“怎么折腾”，道家在教你“怎么顺势”。如果你想创收千万，法家会让你天天加班，儒家会让你天天开会，而道家会让你看准风口，顺风扬帆。

这有点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

当你掌握了核心真理，物质的丰足，往往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司马谈认为道家最高明，因为它讲究“顺势”。它不折腾，却能让万物丰足。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不是不干活，而是顺着规律干，效率最高。

司马谈之所以要把这六家拎出来，其实是想告诉儿子一个终极秘诀：不要当任何一家的“死忠粉”，要当真理的“整合者”。

司马迁后来写《史记》，完美实践了这一点：

• 他用法家的冷峻记录权力的残酷；

• 用儒家的温情记录忠孝的感人；

• 用道家的眼光复盘王朝的兴衰；

• 最后，用他那颗被苦难淬炼过的心，去呼唤一种超越体制的、带有属灵色彩的个人尊严。

这就是为什么《史记》能成为“绝唱”。因为它不只是技术，它是带有人生经历的智慧结晶。

《史记》开始就如此恢弘，气度不凡。如果司马谈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这位处级干部早就烟消云散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没有司马谈的使命感，就没有司马迁的名垂千史，司马迁后来的人生经历，也看到他承继了他爹的品格。

司马谈这一辈子，官没做大，钱没赚够，但他完成了一次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家族传承”。

他给儿子的影响，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使命感（Mission）、真理观（Truth）、以及超越苦难的定力（Resilience）。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司马迁如何超越人生苦难，干出这一番大事业的性格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年后，我们不记得汉武帝时期的丞相是谁，却依然在读这对“正处级”父子留下的文字。

我以前办案，追求的是地上的公义和报表的数字。现在我读《史记》，是想看看那对‘正处级’父子，是如何在最卑微的职位上，守住了最尊贵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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