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村里来一户独特的下放户，父亲没少帮助他家，多年后收获福报

1970年的冬天，北风跟揣了刀子似的刮过村口的老槐树，树桠上最后一片枯叶打着旋儿落下来的时候，村里来了户不一样的人。

队长敲着铜锣挨家挨户喊，说这是城里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姓林，男人戴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跟瓶底似的。

女人穿件洗得发白的列宁装，怀里还抱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眉眼精致得像年画里的娃娃。

村里人都挤在大队部门口看热闹，嘁嘁喳喳地议论，说这家人细皮嫩肉的，怕是连锄头把都握不稳，我爹当时是村里的民兵排长，也是出了名的热心肠。

他看林家三口就裹着一床薄棉被，蹲在大队部的冷地上，冻得嘴唇发紫，二话不说就回家抱了床新弹的棉花被，又揣了两个玉米面窝头递过去。

林先生接过窝头的时候，手都在抖，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声音温温柔柔的，和村里汉子的大嗓门完全不一样。

这家人确实“独特”，林先生不会挑水，不会犁地，甚至分不清麦苗和野草，下地干活没两天，手上就磨出了一串血泡，村里有人看笑话，说这是城里来的“老爷”，吃不了庄稼人的苦。

还有人私下找我爹，说少跟这户下放户来往，免得惹麻烦，我爹听了只是皱皱眉，说：“都是爹娘生的，落难了，帮衬一把是本分。”

从那以后，我爹几乎天天往林家跑，教林先生怎么用扁担挑水才不磨肩膀，教林大嫂怎么纳鞋底才结实耐穿，甚至把自家自留地里的红薯，偷偷匀了一筐给他们。

林先生夫妇也不是不懂感恩的人，他们知道我爹喜欢听书，就把带来的几本旧书拿出来，给我爹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

知道我上学识字慢，就每天晚上点灯教我写毛笔字，那盏小小的煤油灯，在昏暗的土坯房里，亮得格外暖。

日子一晃过了三年，村里的风言风语渐渐少了，林家也慢慢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林先生学会了编竹筐，编得又圆又好看，拿到集上能换几个钱。

林大嫂的针线活更是一绝，村里谁家嫁闺女，都找她帮忙绣嫁衣，就在大家以为这家人要在村里扎根的时候，1973年的春天，林家突然接到了返城的通知。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林先生夫妇抱着熟睡的女儿，来敲我家的门，他们没带多少东西，只给我爹留下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笔记本，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

林先生红着眼眶说：“老哥，这几年多亏了你，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记着，以后要是有难处，就按这个地址找我们。”

他说着，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城里的地址，我爹推辞不过，收下了笔记本，把家里仅有的十个鸡蛋塞进了他们的包袱里，看着他们坐上拖拉机，慢慢消失在晨雾里。

林家走后，村里有人说我爹傻，说那手表要是卖了，能换半袋麦子，我爹只是把手表和笔记本锁进了木箱，笑着说：“人家的心意，比麦子金贵。”这一别，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间，村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

我爹依旧守着老家的几亩地，闲时种种菜，喝喝茶，再也没提过林家的事，好像那段日子，只是岁月里的一段小插曲。

变故发生在我爹六十岁那年，他突然查出了胃癌，需要立刻做手术，手术费要好几万，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积蓄少得可怜，东拼西凑也只凑了个零头。

看着病床上日渐消瘦的父亲，我急得满嘴燎泡，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个压在箱底的牛皮笔记本，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笔记本上的地址写了一封信，把家里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信寄出去的那天，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毕竟二十年过去了，人家说不定早就搬了家，忘了我们这户农村人家。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天，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声音温和，说他是林先生的儿子林卫东，信他收到了，让我别着急，医药费他来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愣了半天，眼泪唰地就掉了下来，第二天，林卫东就带着一大笔钱赶到了医院，还带来了市里最好的外科医生。

他握着我爹的手，红着眼说：“大伯，我爹娘总跟我说，当年要不是您，我们一家人可能早就熬不下去了。您的恩情，我们林家必须还。”

手术很成功，住院的那段日子，林卫东几乎天天来医院，端水喂饭，擦身按摩，比我这个亲儿子还要细心，我爹拉着他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

林卫东却说：“大伯，您当年帮我们的时候，可没想过要什么回报。善良这东西，是会传的。”

后来我才知道，林先生返城后，重新回到了医院工作，成了有名的老中医，林卫东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优秀的医生。

他们家一直把我爹的照片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逢年过节，都会念叨着村里的那位老大哥，如今，我爹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得很。

每逢村里有人遇到难处，他还是会乐呵呵地去帮忙，嘴里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呐，多帮衬别人，就是给自己积福。”

我总想起1970年的那个冬天，寒风里，我爹递出去的那床棉被和两个窝头，原来，善良从来都不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那些你不经意间撒出去的温暖，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化作福报，悄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