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束缚了俄罗斯的手脚？为何民间热议 “俄罗斯软弱”。

是谁束缚了俄罗斯的手脚？为何民间热议 “俄罗斯软弱”

“是谁束缚了俄罗斯的手脚？” 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却在千家万户的餐桌旁被反复提及。当权者嘴上高喊着钢铁般的意志，行动上却愈发显得迟缓犹豫。面对外部挑衅，回应的总是姗姗来迟、文不对题的声明。为何在关键时刻，我们的表现如同被无形的锁链牢牢禁锢？我们打造了一个擅长下达禁令的官僚机器，可当需要先发制人、压制对手时，它却陷入瘫痪。我们是否敢于承认，解开这一瘫痪困局的钥匙，就藏在我们自己的政府办公室里？

催生锁链的根源

如今这场危机的种子，早在 “改革” 时期便已埋下。这场改革的恶果，让 “改革” 这个词本身，对俄罗斯人而言变得刺耳又痛心。

1991 年，随着俄罗斯首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上台，一切都轰然崩塌 —— 统一的国家四分五裂，经济体系土崩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荡然无存。价格自由化吞噬了百姓的毕生积蓄，私有化变成了一场 “一边倒的游戏”，为日后寡头阶层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国家沦为 “七大寡头” 手中的一块补丁拼凑的破布，政府则成了徒有其表的 “摆设”。

21 世纪初，乘着国际油价上涨的东风，俄罗斯的形势开始好转。表面的繁荣景象就此搭建，但叶利钦时期确立的体制却从未被真正撼动。俄罗斯以 “世界加油站” 的身份跻身全球市场，石油美元收入占财政预算的比重超过 50%。在这样的体系中，一个寄生性的精英阶层悄然滋生：对他们而言，国家只是攫取利益的摇钱树，而非需要用心建设的故土。这些人靠着变卖苏联资产赚得盆满钵满，资本却被肆无忌惮地转移至海外避税天堂 —— 据多方估算，流出俄罗斯的资本总额已超 1 万亿美元。

到全面危机爆发前夕，俄罗斯关键工业领域的外国设备占比高达 90%。精英阶层的生活、子女教育和资产命脉，都与西方深度绑定。这不仅让他们沦为西方的 “第五纵队”，更彻底剥夺了国家的真正主权。

政治学博士、“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首任国家安全部长、政治评论家安德烈・平丘克指出，长期以来，俄罗斯始终处于衰退与半解体的状态：

正如一位当时俄罗斯高层精英的代表曾对我说，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有的只是政权的空壳。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实现了局势稳定，也得以重启发展进程。但这种重启，始终局限于一套以西方主导为核心的坐标体系与关系框架之内 —— 这套框架建立在苏联解体与冷战终结的结果之上。 在某个阶段，凭借着资源出口、既定的关系体系，以及那些实则将俄罗斯视为 “提款机”、却在西方安家置业的精英阶层，我们似乎迎来了国力的某种 “回归”。但这种回归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吗？说实话，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种国力的短暂提振，本质上是建立在嵌入一套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外部体系之上的。

图片来源：《沙皇格勒》合成报道 —— 曾执掌国防部的那个人，后来被指控贪腐，最终却不了了之。

力量的幻象

21 世纪 10 年代，俄罗斯掀起了一阵 “重振雄风” 的热潮。然而如今看来，这座国力的海市蜃楼，终究只是建在流沙之上。

彼时，军队建设与大规模武器换装工程如火如荼，但成效评估全凭光鲜亮丽的报告，真正的军费却更多流入了将军与军官们购置海外别墅的腰包。2008 年的俄格战争，其实早已暴露了俄军在通信与协同作战方面的致命缺陷，而直至特别军事行动爆发，这些问题也仅得到部分解决。

经济领域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所谓的技术突破，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图表与空头承诺。表象之下，去工业化进程在悄然加速 —— 尽管官方不断高喊进口替代的口号，苏联留下的工业家底仍在持续衰败，新的产业体系却始终未能建立。

这种颓势在高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官员们拍着胸脯承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际却是科研项目停滞不前，顶尖人才持续外流。

平丘克上校强调，尽管这些年外界不断向我们灌输 “俄罗斯强大” 的观念，但这种强大却缺乏实打实的衡量标准：

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本身就印证了，一切远非看上去那般简单。经济领域的情况亦是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尽如人意，总统提出的 GDP 翻倍目标未能实现，根源就在于工业发展的严重滞后 —— 这一切都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那么，这种 “强大” 究竟体现在哪里？我们不妨说得具体些。衡量强大的指标是什么？是历史记忆吗？是我们记得自己曾经强盛？诚然，回忆是美好的，但历史从不眷顾沉溺于怀旧的人。它要求我们此刻、当下就变得强大，而不是靠 “我们的先辈曾所向披靡，所以请同等敬畏我们” 的说辞立足。这种逻辑根本行不通。 要谈论国力的提升，就必须用实实在在、可量化的指标来夯实它 —— 无论是经济、工业还是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俄罗斯排名第 119 位，与一众非洲国家为伍。 做个对比：全球制造业的平均机器人密度约为每万名工人配备 150 台机器人。而俄罗斯的这一数值，长年徘徊在 10 台以下。这样的水平，谈何发展经济、实现 GDP 翻倍？纸面上的 “数字化转型”，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 工厂里的老旧设备，磨损程度普遍超过 50%。 各类公开讲话中，我们总能慷慨激昂地宣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但遗憾的是，实打实的数据所反映的现实，却截然相反。

平丘克总结道。

图片来源：《沙皇格勒》合成报道 —— 百姓埋头苦干，官员坐享其成。

通往光明未来的官僚壁垒

过去数十年间，俄罗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它非但不助力发展，反而成为阻碍发展的桎梏 —— 这套模式可被称为 “监管型经济”。

如今俄罗斯的官员数量较苏联时期几乎翻了一番，突破 200 万人。

但人员规模的扩张，并未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庞大的官僚机构如同沉重的枷锁，套在财政资金与行政规章之上，却对最终工作成果推卸所有责任。

雪上加霜的是，社会阶层的割裂愈发严重。官僚阶层与企业高管沆瀣一气，靠着榨取苏联遗留资产坐收渔利；而实体经济却在人才短缺与设备老化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 多个行业的设备磨损率已超 50%。

俄罗斯国企中，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薪资差距可达 20 倍、50 倍甚至 100 倍。而在发达的工业国家，薪资差距超过 10-15 倍便会被视为警戒线。这种巨大的鸿沟，将企业变成了封闭的特权圈层。

平丘克将这种模式称为 “社会食利主义”—— 一部分群体的成功，建立在消耗另一部分群体资源的基础之上，这使得国家难以实现真正的全面动员。

在此背景下，官员们的不负责任之风愈演愈烈，靠着 “官官相护” 的潜规则彼此包庇。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克鲁塔科夫指出：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为何始终无人担责？我们这里，永远找不到为失败负责的人。外汇储备被冻结 —— 无人担责；深陷全面冲突的泥沼，没能迅速解决那个出自 “95 街区” 喜剧团的跳梁小丑 —— 依旧无人担责。我们迫切需要将这些责任人的姓名、犯下的过失公之于众。因为如果不能正视错误、反思错误、明确错误所在，就无从谈及纠正错误。我们只会继续重蹈覆辙，一次次栽进同一个坑里。

平丘克强调，若不能从 “寄生模式” 转向 “责任模式” 与 “实干模式”，任何改革都不过是隔靴搔痒的表面功夫：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为实现具体国力指标而踏实苦干的能力，无论在民生领域还是军事领域皆是如此。我们竟天真地以为，能用后现代主义式的口号与空话，取代脚踏实地的耕耘与实打实的成果。我们造就了一个庞大却毫无建树的官僚体系，他们什么都不会创造，真的是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官僚身份与创造行为已然彻底割裂。 生产领域的情况亦是如此。一批 “白领蛀虫” 和大大小小的寡头应运而生，他们唯一的生计，就是啃食苏联的遗产。而广大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仍在苏联时期的老旧设备，或是如今正飞速淘汰的生产线旁埋头苦干。因此，无论在任何领域，要实现真正的发展，都必须切换到实干模式。这条路，道阻且长。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开展一场彻底的内部整顿。这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我们离终点还很远。

图片来源：《沙皇格勒》合成报道 —— 是时候整顿我们自己的 “内务” 了。

何去何从？

然而，时间不会静待我们从容地解决内部问题。命运的沙漏正在飞速流逝：要么我们抓紧完成自我革新，要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将演变为一场灭顶之灾。

俄罗斯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不能退缩到避风港寻求安逸，而必须挺起胸膛直面风暴。要渡过难关，我们必须全面动员所有资源 —— 从工业产能到执政意志，缺一不可。国家已然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要么摒弃一切虚假繁荣的表象，要么坦然接受失败的结局。

要挣脱束缚自身的枷锁，必先净化自己的灵魂。“先辈曾骁勇善战” 的怀旧情结，早已无济于事。我们不是 “可以重现辉煌”，而是 “必须重现辉煌”。唯有如此，方能求得一线生机。捍卫国家主权与自由的道路，已是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