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敦煌。
樊锦诗怀孕八个月,向单位请假去武汉生孩子。
领导一听就火了:“哪里不能生?非要去武汉?”
她没争辩,心里却翻江倒海。
武汉有丈夫彭金章,有婴儿衣服、奶粉,还有正经医院。敦煌呢?连产科医生都难找。
可她的请求被直接驳回,还被派去地里拾棉花。
没人管她挺着大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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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她在棉田突然见红,脸色发白。老乡赶紧把她送去医院。
病房里只有一个煤炉。没有亲人,没有襁褓,连块干净布都没有。
几小时后,孩子出生了。护士看着光溜溜的婴儿,忍不住说:“当妈的,怎么连件衣服都不准备?”
樊锦诗说不出话。
护士剪下她的棉布外套,裹住孩子。她的眼泪掉在被子上,又苦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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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彭金章还在武汉等她。
两人是北大同学。他是生活委员,总悄悄帮粗心的她占图书馆座位。
1963年毕业,她分到敦煌,他去了武大。临别时她说:“就去三年。”
他只回一句:“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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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他们在武大宿舍草草结婚,没宴席,没仪式。婚后几天,她就得回敦煌。从此,靠书信联系。
接到医院电报,彭金章立刻出发。
他挑着扁担,一头装奶粉、衣服,另一头是土鸡蛋,辗转五次车,跑三千多公里,赶到敦煌。
孩子已出生一周。带来的衣服太大,他就找旧布改小。他还带着一本《妈妈手册》,手把手教她喂奶、换尿布。
这个平日沉默的男人,笨拙却细致。他的出现,让樊锦诗终于喘了口气。
可孩子还没满月,单位急电召他回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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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只能一边上班,一边把孩子拴在土炕上。每天下班,她最怕家里没声音——听见哭才安心,一旦安静,就怕出事。
有一次,她推门发现孩子从炕上滚下来,差点掉进煤炉。
她再也撑不住,含泪把孩子送回彭金章老家寄养。
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同样被迫分离。多年后去接,母子相见竟互不相识。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实习时因水土不服病倒、发誓再也不来敦煌的姑娘,会在这里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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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毕业时,父亲曾写信求学校留她在北京。她偷偷拦下那封信。
只因敦煌研究所点名要她,只因她觉得:“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她熬过了住土屋、爬“蜈蚣梯”进洞窟、喝咸水的日子,也扛住了骨肉分离的痛。
原本盼着早点调去武汉团聚,可1986年调动批下来时,她犹豫了。
莫高窟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彭金章看懂了她的挣扎,主动说:“我们俩总得有一个让步,那就我走吧。”
那时,他已是武大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事业正盛。但他毅然辞职,奔赴敦煌。
两人结束了19年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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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章从零开始研究佛教考古,主持莫高窟北区发掘。16年间,他把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完成百万字考古报告,为敦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有了他的支持,樊锦诗全身心投入保护工作。
她牵头建立科学保护体系,推动“数字敦煌”建设,在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艰难平衡。她用一生兑现了对莫高窟的承诺。
她常说:“遇上老彭,是我一生的幸运。”
他们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只有“我等你”的坚守,和“我陪你”的抉择。
2017年,彭金章去世。
他们曾约定“忙完就去看看世界”,终究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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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相识于未名湖,相爱于珞珈山,相守于莫高窟的故事,早已和千年壁画一样,成为不朽的传奇。
所谓伟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
而是有人懂你的坚持,愿为你转身,用平凡的陪伴,托起你不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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