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缙：北宋杨克让家族考论丨2601077（3332期）

原文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北宋杨克让家族考论

文 / 刘 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五代时期，关中士人杨克让由举荐入仕，之后长期在地方任职，直至宋初，治政安民，享有盛誉。同时他将家族迁至河南定居，就此揭开了家族在北宋时繁荣发展的序幕。杨克让家族有重视儒学的传统，所以家族的第二代与第三代大多以科举入仕，借此维持家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杨氏后裔通过不断的重新构建，将家族谱系追溯至唐代的弘农杨氏越公房，将先祖的辉煌和现实的繁盛结合起来，以此彰显家族的历史悠久与根深族厚。杨氏家族在科举层面的不间断成功，令家族保证了仕宦门第的同时，使家族也能与李昉、马亮、王曾、张去华等北宋名臣的家族形成婚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家族在当时士人家族中的声望与地位。

关键词：墓志 杨克让 家族

杨克让是同州冯翊（今陕西渭南市大荔县）人，他在五代后晋末年“举进士不第”，由州将刘继勋“辟为户曹掾”，就此踏入仕途。此后历官地方，颇有政声，“当时称为能吏”。其孙杨日华、杨日严，“皆登进士第”，“（杨）日华都官员外郎，（杨）日严职方员外郎”。 而《宋史》中另有杨日严的传记，但未载其家族世系，只称“河南人。进士及第”，“兄日华，历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那么，此杨日严是否即杨克让之孙呢？

就此问题，清人钱大昕曾讨论道：“杨克让之孙日严亦登进士第，官职方员外郎。彼传云同州冯翊人，此云河南人，两人同时，又同姓名，其兄同名日华，疑本是一人，祖贯冯翊，后徙洛阳尔。” 的确，诚如钱大昕所言，如果仅从传世史料来辨别，杨日严是否为杨克让之孙，尚难有定论，依旧存疑。

近年来，随着杨克让后裔杨日休、杨日宣夫妻、杨日华之女和杨公亮等家族成员墓志的面世， 可使我们基本确定《宋史》有传的杨日严确系杨克让之子， 也令学界对杨氏家族的发展有更多了解。

然而，以往研究基本没有关注到杨氏家族的这几方墓志，有鉴于此，本文以杨日休等人的墓志材料为线索，结合传世文献，以杨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为主线，对家族的世系、婚姻、交游及仕宦等方面展开论述，分析这个自关中迁往河南，最终占籍洛阳的官宦世家的崛起与兴盛历程。

一、墓志所见杨克让家族的世系与籍贯“再构建”

《宋史》记载杨克让的两个儿子：杨希闵和杨希甫，杨希闵有三子：杨日华、杨日严、杨日休，又有“从子”杨日宣。 幸赖出土墓志史料，我们可知杨克让还有二子：杨希言和杨希鲁，而杨日宣正是杨希言之子。杨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成员蕃衍益盛，且后裔将家族追溯到中古时期著名的弘农杨氏越公房。

（一）杨克让家族的世系

《宋史》杨克让本传称他的高祖杨公略曾经担任过洪州都督，但依笔者所见史料，其人于史无证，且杨克让卒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终年69岁，如此他生于后梁乾化元年（911），据此上推，他的高祖当生活在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后，实质上都督已经和都护都被废除，仅在称谓上还有残存。 所以杨公略的都督一职，很可能属于赠官之类， 或许因年代久远，亦属后代追忆，难免存在谬误。不过，杨希闵子杨日休墓志和杨希言子杨日宣墓志均记述他们的曾祖——即杨克让之父名为杨远，可补史阙。

杨克让长子杨希闵有三子：杨日华、杨日严、杨日休，杨日华仅有子杨公亮，杨公亮亦仅有子杨仲安及一女。杨日严有子杨公度， 杨日休有一女，“无子为后”。至于杨希言一系，目前仅见其子杨日宣及妻丁氏墓志，子嗣甚多。杨希鲁的孙女杨氏墓志载其父杨日章，但其余信息比较有限。因此结合墓志和传世史料，杨氏家族的世系如下：

世系不明者：杨日永

图一 杨克让家族世系图

（二）同州→河南→修行杨家→靖恭杨家——杨氏家族对族源的构建

杨克让是杨氏家族的兴起的奠基人，本贯关中同州，“同州冯翊人”， 但他多年在外为官，早已远离故土，家族亦随之迁往河南居住，其孙杨日严的本传就已称其为“河南人”。 不过，出土墓志所反映的杨氏后裔对籍贯的记忆与认同，就显得情形更为复杂。

杨日休卒于明道二年（1033），享年52岁，志文撰者刘在中；杨日宣卒于康定元年（1040），享年53岁，志文撰者张讽；杨公亮卒于康定二年（庆历元年，1041），志文撰者范镇。杨氏叔侄三人墓志均由家族成员杨日永书丹，同于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十五日，由杨日严主持安葬于河南府伊阙县归善乡府下村的家族新墓地。然而，就是这三方几乎同时入葬的墓志，其中对杨氏家族的籍贯记载却略有差异。

杨日休墓志称他是“河南人”，与《宋史·杨日严传》的记载一致。杨公亮墓志由其叔父杨日永撰写，志文追溯了家族的渊源，“关西大族，其先汉太尉后也。”即所谓“弘农杨氏”，但这只是中古以来高门士族在墓志中标榜郡望的习惯性表述，其实志文并未明言家族的籍贯，仅讲“三代祖始迁洛阳，遂家焉。”即自曾祖父杨克让始就已迁至洛阳居住。所以此时杨氏族人认知中的祖先出身，简单来说就是从关中迁居河南的弘农杨氏之后。

杨日休与杨公亮均属杨希闵的子孙，史载他“生而失明，令诸弟读经史，一历耳辄不能忘。属文善缄尺”，淳化元年（990）赵普罢相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府中笺疏，皆希闵所为。”此后相继出镇西京的张齐贤、李沆、薛惟吉、张茂宗等人，对杨希闵“皆优待之。” 这表明杨克让诸子中，杨希闵一系对“同州人”的身份并不在意，他们选择居住在西京洛阳，并成为他们认同的家族籍贯。

虽然同为“日”字辈的杨氏子孙，杨希言之子杨日宣墓志记载：“杨氏世为西大姓，君之五代祖家左冯翊。自君之王父卒于河南，遂葬焉。”提及家族是弘农杨氏之后，本居同州（今陕西大荔），至杨克让始落籍洛阳，与杨希闵诸子的表述明显不同。他卒于康定元年（1040），享年53岁，据此他当生于雍熙四年（987），按照每代相隔20年来计，推测他的五代祖大致生活在唐僖宗时期（875-888），其时正值唐末，杨氏家族为了躲避战乱，从各路军阀反复争夺的都城长安迁居到偏远的同州一带居住，倒也合情合理。

杨氏家族两位女性成员的墓志中对其家族的起源等事宜叙述，与以上杨氏家族男性史传或墓志所记又有差异，描述更为详细。镌刻于元丰四年（1081）的杨日章之女的墓志说家族是弘农杨氏之后，属修行坊杨家，因为战乱迁居到同州（今陕西大荔），最后迁居至河南洛阳。“在唐为三杨望族，家长安修行坊。五代之乱，徙居同安，又徙洛，今为洛阳人。”

而撰写于元祐六年（1091）杨日华之女的墓志中称杨氏“世为弘农华阴著姓”，至曾祖杨克让“始居河南，遂为河南人。”墓铭更明确说：“河南之杨，自唐靖恭；冠冕蝉联，远而愈隆。”认为其家族来自于唐代著名的靖恭坊杨家。

弘农杨氏中古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北魏时杨钧一系，“号越公房”， 至唐代，越公房的子孙居住在长安城内诸坊，“唐有京兆尹凭居履道坊，仆射於陵居新昌坊，刑部尚书汝士居靖恭坊，时称‘三杨’，皆为盛门，而靖恭尤著。” “唐国相杨收……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 因此唐代后期，杨氏逐渐形成以坊里名称为标志的四大官僚家族，即修行、新昌、靖恭、履道四大“坊望”。

北宋时期，多位杨姓官员将家族追溯至唐代诸杨，如杨偕是“唐左仆射於陵六世孙”， 即新昌杨家之后，杨覃和杨大雅叔侄自称“唐靖恭诸杨虞卿之后”。 然而杨克让家族对祖先进行溯源时，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张冠李戴，不同分支的墓志既称家族是修行杨家之后，又认为出自靖恭杨家。

显而易见北宋中期之后，杨克让的后裔对家族先世进行了攀附和伪冒，将本来出自关中东部同州一带的普通杨姓士族，冒入唐代著名的弘农杨氏越公房一系。不过，由于唐代杨氏的四大支系均居住于长安城内，而杨克让的祖先则居住于同州，距离长安尚远。因此墓志中就写道：“五代之乱，徙居同安”，将家族从长安迁至同州的原因归结为唐末五代的战乱。

唐末乱世惨状是宋代士人共同的认知，毕竟在这样乱世以及随之而来的武人掌权的时代，是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最痛苦的记忆。通过在家族历史中对这一特定事件进行强调，加深“家族故事”在成员中的印象，进而促进它在家族中的传递，加强家族对共有身份的认同。杨克让家族成员对祖先的构建，实际上就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从家族初代成员仅仅表达“同州冯翎人”，到第三代加入家族迁徙的故事，最后第四代将家族与唐代著名士族相关联，其实就是层累建构先世的过程。但由于这一流程过于复杂，所以在追祖溯源时出现误认祖宗之事。

至于为何杨氏后裔将祖先谱系追溯至靖恭杨家呢？尽管杨氏越公房的四个分支在唐代均十分兴盛，但至晚唐时期，靖恭杨家尤为显赫。唐代杨宁由科举入仕，并在京城长安定居，其子孙亦不断参加科考，以此作为当时家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家族由科举入仕，一门多高官，成为时人仰慕的对象，使靖恭成为杨氏家族的特定标志，深刻影响了唐以后的社会观念。 因此，杨克让的后代一步步对族源进行构建，将祖先谱系上溯到靖恭杨家，彰显自身出自前代显宦门第的历史。其实这反映了北宋时期可能还存留一定的门第观念，尤其是靖恭杨家这样以科举兴家的官僚家族，更容易引起宋代士大夫关注与崇尚，进而会使相当数量的杨姓士人与这个辉煌的前代家族发生关联。

二、墓志所见杨克让家族的婚姻及社会关系

杨克让家族迁居河南之后，长期居住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区域，家族自身发展相对比较顺畅，也与当时的仕宦门第形成比较密切的婚姻关系，如由杨日章之女的志文可知，其妻李氏，“故相国昉之族女”，即宋太宗时宰相李昉同族兄弟之女，可见杨氏家族的联姻对象并非泛泛之辈，进而和当时士人产生紧密联系，促进了家族的进一步发展。

（一）联姻名门——杨克让家族男性成员的婚姻

笔者目前所见史料，并无关于杨克让婚姻的记载。据杨日休墓志，他的母亲是“金城郡太君王氏”，也就是说杨希闵之妻王氏，但未说明出身，想来并非是大族之后。他本人则娶妻王氏，“故大丞相、沂国公之妹，封长安县君。”此处“沂国公”当指北宋中期名相王曾，景祐二年（1035）他“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 王曾是李沆的女婿，“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也。”遂从李氏，唱名果第一。” 淳化四年（993）李沆“知河南府”，迄至道元年（995）他返回东京开封，“迁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这期间他与杨希闵相识，并对杨比较赏识。因此可能是他促成了杨家与王家的婚姻。

杨日休卒于明道二年（1033）享年52岁，无子，仅有一女嫁给了“太常博士钱明逸”。史载，庆历二年（1042），“殿中丞钱明逸，所对策入第四等次，以为太常博士、通判庐州。” 杨日休的墓志撰写于庆历四年（1044），时间和官职吻合。钱明逸系钱易之子，钱惟演的堂侄，王曾又与钱惟演的私交甚笃， 想来杨、钱两家的联姻，应与王曾的从中牵线有莫大关系。

杨日休娶妻王氏，非常有利于他宦海生涯中人际关系的展开。据志文，大中祥符八年（1015），他“一举登进士第”，经历数年基层历练后，得到时任三司使李士衡的举荐，“计相贰卿李公士衡知公之才，举监汉阳军榷货务。”李士衡曾因其父李益不法事而被罢官， “后会赦，寇准荐其材，尽复其官”。 可知他与寇准的关系密切，而王曾又与寇准比较亲善，由此推断杨日休能得到李士衡的关注，主要还是因他的婚姻而形成的官场人际网络。

杨日休墓志的撰者是“登仕郎、前守陈州西华县令刘在中”，笔者所见宋代史籍中并无此人的相关记载，志文由其弟杨日永书丹。

杨日宣的墓志记载他“娶张氏，早亡。再娶丁氏”，系丁慎修之女，然而其人于《宋史》无传，传世史料中到有关于“丁慎修”的零星记载，但不知此人是否即为志文所言之人，此外也没有记载杨日宣之子杨公兖和杨公亶的婚姻状况。杨日宣墓志的撰者则是北宋名臣范镇，其时署职“将仕郎、守大理寺丞、充国子监直讲”，与他的仕宦履历相符， 其弟杨日永书丹。志文言：“所至号称有才，若今枢密使杜公尝荐君才。”此处杜公应指杜衍，宝元元年（1038）他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 而杨日宣曾任“并州大都监、通判并州”，二人在任职并州（今山西太原）时有交集，因此他能够得到杜衍的举荐。他卒于康定元年（1040），享年53岁，他的长女嫁给了“前进士任子良”。

杨公亮的墓志仅记他是杨日华之子，未言及其母姓氏，也没指明他的妻子王氏系出何族。他在康定二年（1041）去世之时年仅30岁，因此一子一女尚未婚配。杨公亮墓志作于庆历四年（1044），撰者是“将仕郎守河南府洛阳县主簿张讽”，据史载，张讽系北宋名臣张沔的长子，在庆历三年（1043）以荫补入仕，“于是补太庙斋郎，即任以为洛阳主簿”， 正与志文时间相符，书丹者亦是杨日永。由于杨日宣、杨日休、杨公亮叔侄三人均是在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由杨日严主持同时安葬在家族墓地，“河南府伊阙县归善乡府下村新茔”，所以三方墓志请人撰写之后，都由家族成员统一书丹，之后镌刻完成。

（二）琴断朱弦——杨克让家族女性成员的婚姻

杨日华有两个女儿，一女嫁给了张去华之孙、张师锡之子张景儒，“君先娶杨氏，三司盐铁副使日华之女；后娶杨氏，供备库副使琪之女”，然杨氏不幸早逝，因此他又续娶杨琪之女。虽然张景儒是宋初名臣张去华的后代，出身望族，交游广泛，与文彦博、韩琦等人均有交谊，但他一生仕途坎坷，“游诸公间，莫不善客待之，章交公车府，凡十有七人，而君竟不得一究其用。” 所以杨氏的早亡、张景儒的官场失意，令本属两个门当户对官宦家族的结亲，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杨日华的另外一女嫁给了张子立，即北宋名臣张齐贤之孙、张宗礼之子，他先娶吴元扆的侄女，“生二男三女”，但吴氏不幸去世，于是续娶杨氏，“生三男三女”。志文称赞“夫人天资顺懿而奉养俭约，居常宴坐终日，寡言笑，不喜闻人之过失，内外推其懿行。”即便八十高龄，“视听不衰”，且给孙辈教授“女功组紝”，弥留之际，“召为浮屠者诵佛书而听之，神识不乱，与家人语如常时。既而忽有异香满室，盖出自口鼻，众以为为善之应。”卒时为元祐五年（1090），享年83岁，已属高寿。“夫人以公升朝，初封金华县君，后进封益昌郡君，以子加封延安郡太君。”

杨日章之女嫁给了宋太宗时大臣马亮之子马仲甫，马亮是真宗朝的大臣，亦是名相吕夷简的岳父。 马仲甫先娶了杨氏的“族姊”，“贤德蚤世，通议公追悼阅九年，无娶意。”至九年后，方才迎娶她，“乃礼聘焉”。她嫁入马家后，凭借出色的才干，“内外得其欢心”。并且她也是博学多才，“善女工音律，居有余力，则诵经史诸子，阅医乐阴阳算术之书，至数千万言，皆通其大义，惟不喜为辞章。尤深佛学，悟性命之妙。”结合张子立妻杨氏的的志文，看来杨氏家族的女性有信仰佛教的传统。 她“初封寿安县君，后封安康郡君。”元丰三年（1080）马仲甫患病后，她“周旋奉侍，忘废寝食。”积劳成疾，再加上丈夫的离世令她“益摧毁”，于次年不幸病逝，享年49岁。

从墓志来看，杨克让家族的联姻对象都是当时的官宦门第，其中不乏张去华、张齐贤等名臣的子孙，这表明杨氏家族从关中迁居到洛阳之后，借助有利的地域优势与家族自身在仕宦的成功，和当时的官僚家族发生联姻，并以此形成紧密联系，推动了家族成员在官场的顺利发展。

三、杨克让家族的仕宦

杨克让在五代后晋时期科举失利，经州将刘继勋征辟为户曹掾，就此踏进政坛，奠定了杨氏家族发迹的基础。之后，家族成员大多通过科举入仕，积累了比较深厚的人脉资源，令家族的发展愈发顺利，成为北宋中期不容忽视的官宦门第。

（一）“能吏”——杨克让与杨氏家族的崛起

杨克让初入仕途，担任户曹掾一职，“主民户……掌户口、籍帐、婚嫁、田宅、杂徭、道路之事。” 属于州郡僚佐之官。后汉乾祐年间，张彦成任同州节度使，对杨克让有重要举荐，“本府节度张彦成表奏掌书记。”掌书记是中唐五代时期藩镇幕府体系下的重要幕僚，地位不低，也拥有比较理想的前途，多有机会转任中高层文职幕僚，“或在藩镇中央化的演进中直入中枢。” 所以说张彦成对杨克让的提携，某种程度上使杨克让的仕途步入正轨。此外，张彦成是汉隐帝的岳父，与朝中显贵过从甚密，他又和后周太祖郭威相处融洽。 因此，在他麾下任职，无疑对杨克让此后的宦海生涯有积极作用。

后周广顺年间，张彦成“移镇安阳、穰下，克让以旧职从行。彦成入为执金吾，病笃，奏称其材可用。”他在弥留之际，依然不忘举荐杨克让。正缘于这种知遇之恩，杨克让在张彦成去世后，没有马上履历新职，“不忍就禄，退居别墅，俟张氏子外除。时论称之。”

此后，杨克让“历镇宁军掌书记”，继续在藩镇幕府担任幕僚，显德二年（955），“调授凤翔府司录参军，加兼监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归养。”不久，杨克让再次出仕，“改延州观察推官”，与宋初名臣宋琪同在节度使赵赞幕府效力，两人并为其“所礼”，“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赵赞调任彰武节度使系建隆三年（962）， 这表明此时已然是北宋初年了。

入宋后，杨克让的仕途比较顺畅，尽管他曾再次因“连以家难去职”，但宋太祖对他的才干已经有所耳闻，“太祖素知其名”，适逢赵赞入觐，“复称其才”，于是任命他“为左补阙，掌蕲口榷货务。”

北宋初建，宋太祖为了加强集权，的确对武将权力进行限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官的政治地位，然而这一时期，社会上崇尚科举的风气尚未形成，大量高级官员来自于五代时藩府幕僚或者吏员。 如沈义伦出自保义军节度使白文珂幕府， 赵普亦是幕僚出身，“周显德初,永兴军节度刘词辟为从事。”后入太祖霸府。 宰相魏仁浦“少为刀笔吏,隶枢密院。”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杨克让并未因入仕身份受到歧视，反而由于他颇有吏干，深受宋太祖的赏识。乾德六年（968），“知果州。上言愿毕襄事，特赐缗钱，许葬毕赴任。开宝三年，就命为西川转运副使，蜀民怀其善政，玺书褒美。代归阙下，疏民利病十事，称旨。太祖召升殿，赐坐劳问，面赐金紫。”就在宋太祖准备对他有更大任用时，因侯陟的谗言而作罢。 被外派为“权知昇州行府事”。

侯陟其人，“有吏干，性狡狯，好进，善事权贵，巧中伤人。”他一向忌妒杨克让，因此得知宋太祖即将“大用”杨克让之后，借向皇帝奏事之际陷害杨克让，“臣与克让甚善，知其人才识，朝廷佳士也。近闻其自言上许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饮器以自奉，臣颇怪之。”如此成功激怒了宋太祖，“亟令克让出典郡。”《宋史》评价侯陟道：“其险诐如此。” 不过，此事应别有内情，当涉及开宝年间的政治斗争。

开宝八年（975），侯陟任判吏部流內铨，与时任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祜产生矛盾，“（侯）陟所注拟，（王）祜多驳正。”由是侯陟向宰相卢多逊告状，卢多逊因之前王祜没有党附己来攻击赵普，借此罢黜他为“镇国行军司马”。

《宋史·侯陟传》称：“（卢）多逊素与（侯）陟善”，“开宝末，赵普在中书，陟尝上疏言其短。”这说明至少在开宝年间，侯陟归属于卢多逊的阵营。而“（卢）多逊知制诰，与赵普不协，及在翰林日，每召对，多攻普之短。” 卢、赵二人之间的矛盾，史有明载。

至于杨克让与赵普之间的联系，从他的长子杨希闵相关记载即可看出端倪。杨希闵“生而失明，令诸弟读经史，一历耳辄不能忘。”尽管自幼失明，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过人才智，“属文善缄尺”。开宝六年（975）赵普罢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赵普守西洛，府中笺疏，皆希闵所为。将奏署本府掾，固辞不受，普优加给赡。”其时杨希闵进入赵的幕府，并得到赵普的赏识和信任。 前述侯陟在向宋太祖谮毁杨克让时，这样说到：“臣与克让游甚久，其为人有才智，诚佳士，不易得也。比闻其杜门谢绝宾客，多市白金作饮器，厚自奉，且言陛下将用之，臣私窃怪焉。” 从中可以推测出此时杨氏尚居住在京城开封，那么双目失明的杨希闵能被赵普征辟为幕僚，肯定缘于他们与赵普应属旧识。所以说侯陟对杨克让的诋毁，与他的所谓“险诐”性格关联不大，实质上可能涉及宋太祖开宝时期赵普与反赵普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

无论如何，虽然杨克让未能在朝堂更进一步，但他此后在地方上的仕途依然顺风顺水。北宋攻灭南唐后，他就任“知（昇）州事兼水陆计度转运使事，加兵部员外郎。”宋太宗即位后，他“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时值浙江的钱俶和福建的陈洪进主动献土归宋，他又改任两浙西南路转运使。当时福建刚回到宋政府的管辖，陈洪进之子陈文显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各地“草寇乘虚啸聚十余万，来攻城，城中兵才三千，势甚危急。”城内驻守的北宋官员一度“欲屠其城，燔府库而遁。”幸好新任通判泉州乔维岳坚持守城，适逢杨克让在福州（今福建福州），“遂率屯兵往救之”，成功化解了危局。 太平兴国四年（979），杨克让调任知广州兼转运市舶使，次年卒于任上。

虽然杨克让“举进士不第”，是以藩镇幕僚入仕，但他勤奋好学，并喜欢收集图书典籍，“少好学，手写经籍，盈于箧笥。多收图画墨迹。”此外，他又很有才干，处事果决，“历官廉谨干局，所至有声。每视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断决如流，无有凝滞，当时称为能吏。”

正缘于杨克让开创的良好家风，他的儿子杨希甫，孙子杨日华、杨日严、杨日休、杨日宣等人多为进士出身， 顺应了北宋自太宗之后科举社会的发展大潮，为杨氏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举业为重——杨氏家族的兴家之径

北宋的科举制度自太宗年间之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录取人数逐渐增加，考试法规日趋严密，随之登第士人也能得到更多重视与名利。 而杨氏家族非常顺利的适应了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由此带来了家族的兴盛繁荣。

杨克让的长子杨希闵因双目失明，无法参加科考，“以处士有名于时”， 次子杨希甫是淳化三年（992）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 杨希言曾任“大理寺丞、赠祠部员外郎”， 杨希鲁“赠驾部员外”， 这二人应当也是科举出身。

杨克让的孙辈中，杨日华是淳化三年（992）中举， 杨日严亦为“进士及第”， 杨日休墓志称赞他“聪明好学，临事慷慨，经史百家，计问精博，践场屋士流，多其艺学。大中祥符八年，一举登进士第”。杨日宣墓志也记载他是“开悟踈达，有器识，尤笃于信义。大中祥符初，举进士”。 至于杨日永，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他的官职“将士郎守戎州僰道县主簿”来分析，他应该也是进士出身。

可以说，杨克让好学及喜藏书的习惯，使其后代受益匪浅。北宋太宗、真宗时期正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善、科举社会渐次形成的历史时期，杨氏家族成员基于家学传承和个人努力，大多适应了宋初的社会转型，在科举层面称得上是家族成功，同时也牢牢镌刻在家族成员的内心深处。

杨公亮是杨日华的独子，墓志铭称赞他“少而颖悟，卓有奇节，风神秀整，识度淹雅。事父兄严以孝，与朋友笃于信。”所以他的交友广泛，“故京师豪俊之士，咸低回慕义，愿与之交。”宋仁宗景祐年间，“因父任为太庙斋郎，非其志也。”他最初是以荫补得官，然在当时科举大盛的社会背景之下，这样的入仕背景多少有些许遗憾，“常自谓：‘吾世儒家，凡今处台阁践华省者，皆用文章高署科等，若自门荫以入官，是累吾家风也。’”可见杨家重视科举的家风，直接影响了杨公亮的入仕抉择。“遂刻意于学，尤精历代史书、杂出、百家、传记，汎滥闳博，论议者莫能挹其深浅。当是时文人才士，竟以声律进。君益工词赋，最得时辈名。”

宋初的进士试延续了唐代重诗赋的风气，高第者往往长于此道，“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若论，姑以备数。” 如此一来，“工词赋”的杨公亮可谓是契合了当时考试主流，“宝元初，一举进士至庭试下。”于是在他放弃荫补捷径后短短数年，他的科考生涯即告成功。

杨日宣的子嗣杨公兖任库部员外郎，杨公亶任殿中丞，两人或均非进士出身，杨公扆则明言是进士。孙辈杨仲容、杨仲康、杨仲宫等，“皆业进士”，虽未中举，但也是以科举及第为目标的举子。 杨公度任“朝奉郎、守尚书职方郎中”，据此推测他亦是科举入仕， 庆历八年（1048）有赐同进士出身者杨公度，不知是否同系一人。

杨氏家族重视科举的传统，也影响了女性成员的择偶观，如杨日休之女嫁给太常博士钱明逸，杨日章长女嫁给都官郎中、通判永兴军任子良，次女嫁于进士张仲延。杨日章之女嫁给了马仲甫，他是天圣五年（1027）的进士， “举进士，知登封县。” 几人大多数是科举出身。

杨日华的两个女婿，其一是张子立，宋初名相张齐贤之孙，虽然他是荫补入仕，但张氏家族很多成员均是进士及第入仕。另一个是张景儒，宋太宗时名臣张去华之孙，“君始举进士，贡于开封府，不利，有司以父任太庙斋郎。”系科考失败才踏上了荫补之路。无论如何，两个张姓均是以科考起家，属于典型的仕宦门第，他们在科举层面的成功事例，肯定是杨氏选择与此种类型家族联姻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以这样说，杨氏家族重视科举的家风，使家族成员的仕途发展更加顺畅，促进了家族在婚姻、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良好接续，更是家族长期维持高门大第的坚实基础。

（三）顺势而为——杨氏家族主要成员的宦途

杨氏家族在科举的成功，对成员的仕途发展当然有很大促进作用，杨希甫中举后官至屯田员外郎，可惜史载阙如，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家族中“日”字辈在宋代官场中的发展，可称是一帆风顺。

尽管杨日严是杨日华之弟，但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比较丰富，他中第后，按照常规，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阶出知安丘县，然而不同于大多数从此于基层宦海浮沉的举子，他很快就调回京城，任三司检法官，迁为大理寺丞，顺势转任大理寺检法官，又为都进奏院监官，“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 天禧四年（1020），时为殿中丞的杨日严上奏：“民有倚典膏腴、抛下瘠薄之地抱税逃移者，自今若来归业，请令先承认旧逃田，方得收赎前来待典土田。如已有人请射本户逃田，即元倚典田土亦不以多少，止许请射人收赎，并归一户，永为永业。如请射人不及收赎，即勒见佃人莳，其本主更不得收赎。”得到皇帝的准许。 此后，他的仕宦在京朝官和地方官之间不断切换，“通判亳、陈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闻鼓院。出知襄州，徙庐、郸二州，入为开封府判官。”

北宋的开封府判官，是仅次于权知开封府事的京府首僚，任职者往往是大州长官或治理地方颇有建树的官员，并会以生辰使或正旦使身份出使外邦。 杨日严就在明道元年（1032）为辽国主生辰使， 与王德基一起祝贺辽之永寿节。 回朝后，他被任命为两浙转运副使，未及成行，就因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徐州（今江苏徐州）发生饥荒，他很快转任京东转运使，处理灾情。因而他请求调拨江南、两淮及陕西等地粟五十万石赈济灾民。他又开凿清河八十里到达青州境内的暖水河，沿堤设立仓廪，以便运输粮食，救助民众。其时他的官阶为从五品的刑部郎中，由于救灾得力，得到赐“三品服，以所部岁饥而赈济有劳也。” 明道二年（1033），他以加直史馆任益州转运使。 同年，其兄杨日华任三司盐铁判官，与郑戬、明镐等人“考试开封府举人”。 此刻的兄弟二人可谓是意气风发，杨氏家族看起来也是欣欣向荣。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他们的幼弟杨日休染病而亡。

杨日休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一举中第，“调齐州历城县主簿”，或许其时他的两位兄长在朝中已然位居尊位，他又“以才能称”，因此他的路分长官一致“廉其状而闻上”。但此时他刚好遭遇丧母，待守丧期满后，他再任“汝州团练推官”，这次他又得到时任三司使李士衡的举荐，“监汉阳军榷货务”。从此后杨日华、杨日严兄弟都任职三司副使的职位来看，或许二人早年间曾在李士衡管下为官，由此贵为“计相贰卿”李士衡才可能知道一个从八品小官的名字，进而举荐他。之后，杨日休的仕途相对比较平顺，从汉阳军回朝后，“代还，以课最，改大理寺丞，知开封府枣阳县。迁殿中丞，监在京延丰仓。进太常博士，通判郑州。”北宋的郑州位于首都圈内，地处政治地理中心， 他任此职，可能缘于两位兄长官运亨通，间接襄助他亦步步高升。“明道改元，升屯田员外郎。”这一职位是京朝官的叙禄官阶， 或许也昭示他快要入京为官，因为就在这两年间，他的两位兄长先后履历要职，妹夫王曾“加同平章事”，即将再度入相。 但明道二年（1033）正月十五日，他不幸卒于任上，他的独女在第二年（景祐元年，1034）亦告亡故，所谓“有妇已归，无子为后，天不祐善”。

然则，杨日休的猝然去世并未打乱家族的正常发展轨迹。景祐二年（1035），宋仁宗下令：“以盐铁判官、度支郎杨日华为契丹生辰使，礼宾副使张士禹副之。” 相隔数年，兄弟俩先后出使契丹，可称是一段佳话。

宝元元年（1038），宋廷“复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 杨日严转任江、淮制置发运使。不久回京任三司副使，迁至太常少卿。大致同时，杨日华也任三司度支副使，或许兄弟二人同供职于三司的事实，令朝野上下颇觉有不妥之处。庆历元年（1041），杨日严改任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杨日严为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当时宋廷因为对夏战争引发财政危机，所以出现了一系列非常规的财政手段，“时三司急财用，有诏析户版为十等第赋役，民以岁租占佃官田庐者，高其估，募输钱就市为己业，人苦其扰。又陕西奏收市益、梓路溪洞马，而不知其实无马也。”他上奏均予以取消。

当时，杨氏两兄弟，一在京、一在地方，均可称身居要职，家族的发展顺风顺水，看起来一片光明。但是，两位家族中坚力量的接连离世，给家族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康定元年（1040）九月，杨希言之子杨日宣“卒于忻州之官舍”，他是大中祥符初年的进士，“历台州临海、孟州河阴、益州新繁三县主簿，光化军司户参军。”由于家族的因素，他得到杜衍的举荐，“自著作佐郎五迁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知汝州叶县、许州阳翟县、并州大都监、通判并州，由并州遂知忻州。”杨氏兄弟似乎都继承了祖父“能吏”之材，他任职忻州之时，正值宋夏战争初启，“朝廷始用兵，忻州当夏贼东北，兵农赋役最烦剧处，君处之沛然。疾已亟，犹能卧屏后听断决遣，不少留滞。”然而，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宣告离世，令其弟杨日永感慨：“不得尽其才，其命矣夫！”

杨公亮系宝元元年（1038）进士，康定二年（庆历元年，1041）“调许州舞阳县主簿，寻改磁州团练推官，试校书郎。”短时间内，他就迈过了从县主簿到团练推官的选人两阶，其中必然有家族力量的存在。可惜天不假年，他在七月赴任，九月得疾归家，十月就撒手人寰。次年（庆历二年，1042）其父亦告离世。 或许是独子的早逝令杨日华遭受沉重打击，他离世之前已经染疾许久，无力处理事务，于是宋仁宗将他从度支副使改为盐铁副使， 然而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就在杨氏家族噩耗连连之时，杨日严尚身处益州，天意使然，他亦无能为力。因此他在蜀地，尽心于本职工作即可。宋仁宗时代川蜀地区，社会局面已然逐渐稳定，针对当地“仁人志士，多以退静相高，于荣利无所慕”的旧俗， 他极力向朝廷推荐蜀地士人。益州民张俞“俊伟有大志，游学四方，屡举不第。”杨日严认为他“久居三秦，识敌形势，宜赐召问。”宋廷由是任张俞为试校书郎。 居于导江（今属四川都江堰市）的代渊，中举后以“禄不及亲”，于是“还家教授，坐席常满。”杨日严又举荐他，“遂以太子中允致仕”。

不过，杨日严任职蜀地之时，一定程度上沾染了当地“风俗华侈”的社会风气， 他离开益州后的继任者蒋堂，“于是节游宴，减厨传，专尚宽纵，颇变日严之政。”对杨日严的施政风格进行矫正，此事当然也引起了杨日严的不满，他向宋仁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远方所宜抚安之，无容变法以生事。” 而且欧阳修也曾“尝论其贪恣”，对杨日严进行了弹劾，造成双方交恶，为日后他对欧阳修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从蜀地回归朝堂的杨日严，“迁勾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就在此时，他统一规划，将杨日宣、杨日休、杨公亮等人入葬家族新墓地。后迁给事中，以龙图阁学士知澶州，再入京为权知开封府。 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著名的欧阳修第一次闺阁丑闻。在这起事件中，或许因为之前欧阳修曾对杨日严有差评，所以杨日严与其侄女婿钱明逸用力颇丰，“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 最终使欧阳修被降职外放滁州。但杨日严本人后来也因事被罢免，“吏械囚不谨，囚自杀，坐是罢府事。”转任判太常、司农寺，同知审官院，后去世。

杨氏家族位居高位的长辈先后离世，对后代仕宦影响很大。如杨日宣去世之时，其子杨公兖为孟州河阴县主簿，杨公亶为试将作监主簿。二十多年后，熙宁二年（1069）杨日宣妻丁氏卒时，杨公亶不过仍是殿中丞，杨公兖虽为库部员外郎，但其母“终于通州海门县之官舍”，且丁氏“洎随诸子蒞小官，俸廪之微薄，舍宇之隘陋，处之亦裕如也。”可知杨氏兄弟所历多是基层小官。至于当时家族最高职位者杨公度，时为“朝奉郎、守尚书职方郎中、知辽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护军、赐绯鱼袋借紫”，看似职位尚可，然自明道二年（1033）其父杨日严任益州路转运使时任子杨公度试秘书省校书郎始，迄熙宁二年（1069）他为丁氏撰写墓志时，三十余年的迁转实在谈不上畅通。 可见，失去了父辈的庇护，杨氏后人逐渐陷落在选人大军之内，沉沦选海，再难重现家族的兴盛。

结 语

杨克让家族是北宋时期典型的迁居官僚家族，他们从关中迁徙到河南地区，定居在宋帝国政治的中心区域，非常有利于家族成员的通过科举入仕，再与当时官宦门第形成婚姻关系，扩大了家族的交游范围，进一步促进了家族的持续兴盛。成为家族此后繁荣的关键性因素。

杨克让之子杨日严等人的入仕之际，恰好是北宋科举社会形成之时，他们非常顺利的适应了这种变化，纷纷入居高位，并以此构成官场上的权力关系，为他们子侄的仕途提供了各种便利。同样藉此促进了家族成员与当时仕宦门第的联姻，进一步使家族维持在高官显宦之列。

然而，伴随北宋科举社会的最终定型，官宦家族的兴衰与科举的成败密切相关，杨氏后辈反而在举业中愈发无所作为，第五代以后多由门荫入仕，与官场主流渐行渐远，于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落后。尤其是父辈的离世，使他们无法得到更多的照拂，宦海之旅变得更为艰难，以往的婚姻关系亦难以维系，这令家族很难维持原有的地位，家族在渡过了短暂辉煌之后，家族的衰败成为无法逆转的大趋势，最终归于平凡，消失在大宋官宦世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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