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7年春天，北京西北角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天气还带着些早春的寒意。
那天，所里来了个不寻常的访客——傅作义，人还没进门，警卫已经站得笔直了。
他穿得很整齐，一身深灰色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头，鞋擦得发亮。
可他脸上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是来探望老朋友的。
紧绷，沉重，还透着点说不清的愧疚。
他要见的人，是陈长捷。
老同学、老部下、老战友。
可他没想到，刚一见面，陈长捷就冲他吼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这一嗓子，把会客室的气氛全打碎了。
这事儿要是只看表面，好像是个人恩怨。
但实际上，背后牵着的是一整段复杂的历史。
时间回到1948年底，那时候国共正面战争已经到了尾声。
东北全线被解放军拿下，华东局势也基本明朗。
剩下的，是华北。
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拉开，傅作义那个时候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总司令，手下还有几十万兵。
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可他自己心里清楚：打不赢了。
可天津还在陈长捷手里，傅作义就不动声色地一边和解放军谈判，一边让陈长捷“死守天津”。
陈长捷当时是真信他。
蒋介石亲自发电报让他南撤，他都拒绝了，说：“傅总把天津交给我，我不能撤。”
他开始加固防线，整修街道，挖战壕，修碉堡，几千人日夜不停，连饭都顾不上吃。
他还对部下说：“有我在，天津不会丢。”
可他不知道的是，那会儿傅作义已经在和中共代表秘密谈判北平和平解放的方案了。
那段时间，傅作义还不停给陈长捷发电报：“务必守住，不可懈怠。”
陈长捷信了。
他以为傅作义会在关键时刻出兵接应。
他甚至计划好了北平和天津如何互为犄角，一起打个翻身仗。
可等到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
他拼了命地守城，调兵遣将，亲自上阵。
结果不到两天，29小时，天津被攻破。
他被俘。
那时候他才意识到：援军根本不会来。
有人劝他起义，说顺应大势就是功臣。
他拒绝了。
他说：“我不能背叛傅总。”
可现实是，他被俘后直接关进功德林，开始接受改造。
而傅作义呢？不到几个月，北平和平解放。
不但毫发无损，还成了“和平起义将领”，后来还当了水利部部长。
陈长捷在功德林，听说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开始绝食抗议，情绪极度激动。
骂傅作义“以义卖友”“拿我做筹码”。
有段时间，他连话都不愿意说，整天坐在监房里发呆。
后来慢慢有人劝他，告诉他傅作义其实也有苦衷，是为了保北平、保百姓。
可他不接受。
他说：“我守的是一座城，他谈的是一座城。
可我们守的不是同一场战争。”
那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不是一时情绪，而是他在狱中反复思考多年的结论。
其实说起来，陈长捷和傅作义的关系远不止上下级那么简单。
两人是保定军校的同班同学，年轻时候在操场上摸爬滚打，一起钻研兵法。
后来陈长捷在阎锡山手下干得不顺，是傅作义把他接到绥远，委以重任。
陈长捷自己也曾说：“我这一生，最信的人就是傅作义。”
抗战时期，两人配合默契。
陈负责防守，傅负责调度，战术上几乎没有分歧。
傅作义曾给人写信说：“陈长捷，文能筹谋，武能定策，真良将也。”
可等到1949年，风向变了。
一边是现实的妥协，一边是军人的誓言。
他们站到了不同的选择上。
1957年那场会面之后，傅作义一直没再说什么。
有人问他：“你后悔吗？”
他说：“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陈长捷。”
这个人，明明是他一手提拔的。
最后却是他一手推向了战败和囚禁。
可话说回来，陈长捷也没能回到过去。
他出狱之后被特赦，傅作义亲自帮他安排了上海的户口，还请他吃过一顿饭。
那顿饭上，两人几乎没怎么说话。
傅作义敬了一杯酒，陈长捷拿起杯子，喝了，但没说一句话。
气氛很沉。
饭吃到一半，陈长捷说了句：“这事儿，过去了。”
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见他叫过“傅总”。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傅作义传》，人民出版社，2005年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资料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孙元良回忆，《战犯改造所纪实》，群众出版社，1987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档案汇编（1949—1959）》，国家档案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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