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和儿童权益监管失灵，父母就能免责了吗？

2026年1月17日，短剧演员邢昀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记录了之前某个深夜，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在零上3度的低温里，被人工制造的冰冷的雨浇了将近半小时。

视频里的哭声，很快就变成了网上的怒火。

人们震惊于一个行业能如此粗暴地对待一个最脆弱的生命。

这件事，也让一个长久以来被掩盖在流量泡沫下的问题，被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短剧和儿童权益监管失灵，那父母就能免责了吗？

我们先说说那个失灵的系统。

短剧这门生意，像一头被打了兴奋剂的野牛，它的眼里只有一件事：

冲。

媒体报道说，这个行业信奉7天拍100集的速度与激情，一部剧80%的预算要拿去投流——也就是花钱买吆喝。

真正用来拍摄的，只剩下不到20%。

这就好比开一家饭馆，老板把八成家当都拿去印传单、买喇叭，站在门口喊“快来看啊”，结果厨房里只有一口锅和半袋米。

在这种模式下，厨房里的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每一分钟都必须被算计到极致。

所以，当剧组为了节省“15分钟”而拒绝更换道具娃娃时，这在他们那套疯狂的厨房逻辑里，甚至是合理的。

因为在那本畸形的账本上，15分钟的效率，确实比一个婴儿的舒适更值钱。

监管在哪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写得明明白白：

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

但这本厚厚的法规，面对短剧这辆狂奔的赛车，就像一张贴在墙上的禁止超速告示，对那些没有刹车的赛车手来说，它只是一道飘过的风景。

这个系统，从商业模式的根上，就长歪了。它的生存法则，就是：

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去换取最大的流量。

在这个法则之下，弱势群体演员的权益，自然就成了那个可以被最先优化掉的成本。

系统的问题聊完了，我们再来聊聊那个更棘手的问题：父母。

如果说失灵的系统是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子，那么父母，就是这间破屋子里，孩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堵墙。

根据演员的爆料，婴儿那场雨戏的片酬是800块。

这800块，是剧组开出的价码，但点头接受这笔交易，并亲手把孩子抱进风雨里的，是他的监护人。

贫穷，当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由。生活不易，800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几天的口粮。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去苛责一个为生计奔波的家庭。

但贫穷，并不能成为一张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行证。

为了生计，你可以选择自己去淋雨，但不能选择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去。因为前者是你用自己的辛苦换生存，而后者：

是用一个无辜生命的健康和安全去做抵押。

这场交易从一开始，就不对等。

更让人无法用贫穷二字简单解释的，是演员邢昀回忆的另一个细节。

在另一场戏里，一个婴儿被放进真实的垃圾车里。拍完后，孩子的父亲还笑嘻嘻地表示：

“拍完了我们孩子还要去赶下一场呢！”

这份笑意和赶场的急切，已经超越了“为穷所迫”的辛酸，显露出一种更令人不安的东西。一种：

习惯性的麻木。

在这种麻木里，孩子似乎不再是一个需要被捧在手心呵护的宝贝，而更像是一个可以被安排档期、可以被计算投入产出比的：

项目。

在一个坏的系统里，做一个好的选择，确实更难。当周围的人都在闯红灯时，你停在原地等绿灯，甚至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难，不代表没有选择。

当孩子在冰雨里哭得撕心裂肺时，父母是有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叫停，可以选择抱着孩子离开。

根据演员的描述，孩子的母亲当时：

“脸色已经很难看，但是不敢说什么”。

系统失灵，意味着外部的社会保护网已经破烂不堪。

在这样的时刻，家庭的保护网——也就是父母，就成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屏障。如果连这道屏障都因为不敢或者算了而主动撤防，那孩子就真的彻底暴露在了风雨之中。

系统的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去修补，需要无数的会议、文件和博弈。但保护眼前的这个孩子，只需要父母的一个决定。

这是一个在任何系统下，父母都拥有的、不可被剥夺的选择权。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件事分开看，又合在一起看。

分开看是说，监管的归监管，父母的归父母。

我们不能因为父母有责任，就为失灵的系统开脱；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系统有漏洞，就认为父母可以完全免责。

合在一起看是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两道防线都足够坚固。

法律和监管是社会为儿童设置的“安全护栏”，而父母的爱与责任，是贴身的“安全气囊”。护栏或许会生锈，会失修，但安全气囊，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弹出的最后保障。

当一场大雨来临时，我们当然要追问是谁把屋子盖得漏雨。但我们同样也要追问，那个本该为孩子撑伞的人，当时，他的伞在哪里？

文｜蛙蛙和洼

图｜电影《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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