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我差点成了老赖”

枕头边放着一把菜刀，手机里躺着三千条催收短信。门外随时可能站着“派单上门”的催收员——这是我39岁这一年里，某个周六下午的日常。

窗帘拉得死死的，我听着自闭症女儿在那儿自言自语，心里那种恐惧不是来自死亡，而是来自活着本身。在那一刻，我的信用已经破产，我的家庭岌岌可危，我名下背负着53万的房产抵押债和密不透风的网贷，而我唯一的救命钱，竟然还锁在重病母亲的养老金账户里。

曾经，我以为人生会像2008年丈夫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那样，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未来的纯粹与透明。十六年后，我独自站在天台上抽着闷烟，看着脚下璀璨的城市，觉得自己像是一枚被这座城市呕吐出来的残渣。

我叫阿顿，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我真的被贴上“失信”标签之前，我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一个人如何在疾病与债务的绞杀里，亲手把生活推向废墟；又是如何在那片血淋淋的废墟上，试图用文字捡拾回最后一点做人的体面。

// 密室里的审判

2025年5月17日，周六。

温州的初夏已经开始闷热，但我家的窗帘全拉着，灯也没开。屋子里没有一丝风，像一口封住的井。

我蜷在卧室角落，背靠着墙，手心一直在出汗。手机屏幕隔几秒就亮一下，震动声短促而密集。催收短信一条条弹出来——

“我方已派单，你排在第4位，抓紧往家走，别想跑。”

我的枕头边放着一把菜刀。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真的破门而入，我有没有勇气举起它。但在那个时刻，它像一种荒唐的“安全感”。

“妈妈，谁会保护我们？”

8岁的女儿笑笑蹲在我不远处，她是个典型的自闭症孩子，平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但此刻，她似乎嗅到了空气中凝固的恐惧。我看着她清澈却迟滞的眼神，心如刀绞。我没法告诉她，那个把我们拖进这间阴冷密室、让全家人陷入绝境的恶魔，不是门外的催收员，而是我。

是我让这个家走到今天。

39岁，在别人都在筹划学区房或升职加薪的年纪，我正站在“老赖”的悬崖边缘。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多年，我的生活像一架失控的过山车。病情好的时候，我能像常人一样生活；躁狂来时，我会变得异常亢奋，消费冲动失控；抑郁落下时，我又会陷入长时间的迟钝和自责。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还能控制这一切。

我会在还款日前东拼西凑，用新的借款去填旧的窟窿；会把家里维持得看起来“没问题”；会在亲戚面前避而不谈金钱。直到催收电话开始无差别地轰炸，我才意识到，那层体面已经被撕得差不多了。

丈夫的态度是在那之后彻底冷下来的。

他不再争吵，也很少指责，只是变得沉默。那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锋利。我们坐在同一张餐桌前，却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他不问我怎么解决，我也不敢再提未来。

亲友开始疏远。有人不接电话，有人回消息越来越慢。我能理解，他们只是本能地避开风险。

所有关系都在重新排列，而我站在最不体面的那一端。

// 怪胎的孕育与双相的黑洞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钱的态度出了问题，并不是在负债失控的时候，而是在更早之前。

那时我还没欠下这53万房产抵押债务，也没被催收电话围堵。问题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它被包装成“补偿”“奖励”“撑一撑就过去了”

2014年怀孕后不久，单位让我停薪留职。笑笑2014年10月18日出生。为了“争取表现”，我坐完月子就回去上班。母亲在笑笑出生第二天住进精神科，此后直到去世，都没能帮我带过孩子一天。丈夫每天上班前，把笑笑放在竹篮里送去亲戚家寄养。

我在单位上班时反复出现幻听——总听见笑笑在哭。分离焦虑像一根绳子勒住我的喉咙，最终我辞职，彻底离开职场。

我以为离开职场，焦虑就会结束。但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成为全职母亲后，我的世界迅速缩小。白天是孩子、康复机构、菜市场；夜晚是失眠、刷手机、无法停下来的思绪。我和外界的连接只剩下屏幕。

从那时起，我像是把一个冲动消费的胚胎带进了身体。它长大、发育，变成一个“不肯临盆”的东西。每当我焦虑、空虚、失控，它就踢我：去买，去花，去透支。点下“立即购买”的瞬间，它会安静几秒，留给我一口虚假的喘息。

钱不再是生存工具，而是一种证明——证明我还活着、还有力量。我会在一个下午疯狂下单几十件根本穿不上的衣服；也会在深夜打车跨越半个城市，只为吃一碗其实并不想吃的宵夜。那快感像高烧，烧得我满面通红，烧得我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消费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一种短暂的“安静”。

我曾试着向心理医生描述那种状态，说它像一个藏在身体里的东西，一旦不被满足，就会不断制造噪音。每点一次“立即购买”，噪音就会暂时停下来。

但躁狂退去后，抑郁会迅速接管身体。

我看着家里堆成山的快递箱，连包装都没拆过，心里涌出一种近乎作呕的厌恶：我到底在填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钱。

我的父亲极度节俭，出门永远提着洗得发白的塑料袋，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母亲同样患双相，病发时挥金如土。

节俭与挥霍像两根绳子，在我身上反复拉扯。

我既学不会安心花钱，也学不会拒绝消费。

结婚后，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更严密地包裹起来。

二姨曾反对我和丈夫在一起，说他性格像父亲——我和他结婚，两个人都会被折磨。那时我不信。

2008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律所内勤，第一个月实习工资500元，当时工资还是以现金形式发放。丈夫当时还是男朋友，做了一件在我看来仪式感爆棚的事。他叮嘱我不能花掉这笔钱。他把钱放进相册，并在边上写了一行字：“阿顿人生第一笔工资”，备注了每一张百元大钞的编号。

假如我的金钱观念有丈夫那么明晰，能够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或者更早之前，就养成量入为出的习惯，如今的我就不至于背负这么多的债务了。

那笔钱后来被我偷偷花了，只剩下一串编号，像一串我不敢直视的证据。我开始在不告知他的情况下做决定：刷卡、分期、借款。最初数额都不大，像是在测试边界。只要不被发现，只要还能按时还上，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把这种行为解释为“临时周转”“等我状态好一点就结束”。

事实上，我只是把问题不断往后推。

当他发现我偷偷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连笑笑的康复费用都难以为继时，眼神里那种光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的沉默，和那种看陌生人一样的冰冷。

我知道，我亲手杀死了那个曾经纯真的世界。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偶尔犯错，而是在一条失控的轨道上缓慢滑行。

消费不再是选择，而是一种反射动作；债务不再是意外，而是迟早会到达的终点。我不仅是个病人，更成了这个家庭里最不可理喻的贼。

//冲突与天台上的喘息

家本该是避风港，但那段时间它更像审判室。

我们不再争吵。准确地说，是丈夫不再和我争吵了。

当53万抵押债和网贷清单摊在阳光下，我和丈夫之间最后一点温情也被烧成灰。他不再是那个会把钞票编号写进相册的年轻人，而是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中年男人。

“钱是你自己造光的，债你自己想办法还。”

他开始长时间地沉默，即便坐在同一张餐桌前，我们也像是隔着万水千山。这种冷暴力比催收电话更让我窒息。我知道他在恨我，恨我的病，恨我的贪婪，更恨我毁掉了他为女儿构筑的最后一丝安全感。

为了给自闭症的笑笑攒康复费，他原本在一个死工资的岗位上熬着，后来硬着头皮去兼职卖薄膜。那个曾经连理财都一窍不通的人，为了钱，开始在各种客户面前点头哈腰。而我，却在后方把这些血汗钱填进了双相障碍的黑洞。

从2024年夏天开始，他不再主动给我生活费，也停掉了我的社保缴费。以前每月固定的两千元支出支持被取消，我需要用钱时，必须说明用途。他说：“你自己去上班，才能明白赚钱有多不容易。花别人的钱你永远不会心疼。”

最扎心的是我提起社保时，他冷笑：“像你这么折腾，能不能活到能领退休金的那天都不一定，续缴有什么意义？”

那一刻我才发现，在他眼里，我不仅是一个负债者，还是一个随时会被家庭清退的“风险源”。我们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貌合神离。为了给笑笑攒康复费用，他开始在原有工作之外兼职卖薄膜、跑客户、陪笑脸。那个曾经连理财都不太懂的人，开始反复计算每一笔收入。

而我，却成了那个在账目另一端不断制造不确定性的人。

每当家里的空气凝固到无法呼吸时，我就躲到顶楼的天台。那是我唯一不用解释的地方。

天台上的风总是很大，带着一种凉薄的快感。我坐在冷硬的水泥板上，脚边散落着烟头和空易拉罐。邻居兼闺蜜横条偶尔会陪我坐着，我们都不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城市远处的灯火。

“你打算怎么办？”横条问。

我吐出一口烟圈，看着它被风瞬间吹散：“我不知道，可能真的要成老赖了吧。”

在那段日子里，天台像一艘逃生舱。在那儿我不必做妻子、母亲、债务人。我只是一个在废墟上喘息的灵魂。横条的陪伴没有说教，只有那种同为中年女性的默契——我们都在生活的泥淖里挣扎，只是我陷得更深一点。

我也不是没想过跳下去。一想到笑笑——她需要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如果我消失，这些都会被打乱——我的心就缩紧：我不能走。信用可以破产，命不能丢。

我得活下去。哪怕活得很难看，也要把债一点点还清，把那个被我亲手打碎的人，一片片捡回来。

//挣扎：

信用社会的“准老赖”图鉴

2025年是我39年人生里过的最心惊胆战的一年。

从1月起，我的美团、微粒贷、借呗和花呗陆续逾期欠款。截至8月底，我收到3000余条威胁上门催讨、起诉申请强制执行的短信，平均每天至少12条。电话更夸张，每天二三十个。

我学会了分辨催收的等级。银行体系的短信相对克制，多半只提示逾期；外包催收则更直接，措辞夸张，时间点混乱。有时凌晨，有时周末。它们不关心你是否在睡觉，只在意你是否还会回应。

回应本身是一种消耗。

我曾试着接听，解释自己的情况，说明正在努力周转。但很快发现，这样的对话没有意义。对方只关心两件事：什么时候还、能不能现在还。

后来我就拒接了。

可拒接并不意味着结束。电话会打到丈夫那里，打到朋友那里，甚至打到一些我并未填写为紧急联系人的号码。有人好心提醒我，有人沉默，也有人开始疏远。

丈夫也常在工作时间接到来电，骂完对方，回家再把怒火砸向我。

有一次，一个催收电话打得很久。中午他开厂车约我在家附近见面，我坐在车里听他念叨半小时：

“你别抱幻想了，我不会帮你还一分钱。大不了离婚，法官说我该背多少债，我就背多少债。”

我的手机不再是通讯工具，而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手榴弹。

我第一次借网贷是在2017年9月1日，借呗4000元。那之后，我像染上瘾一样反复借到2024年底。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我才真正理解朋友说的“家庭收支要动态平衡”是什么意思。

其实丈夫是帮我还过一笔网贷的。2018年-2020年，我一直处于负债状态，瞒着丈夫，最终欠下网贷和人情债总计10万元。因为心中一直背负秘密，那三年，我的躯体化症状很严重，时常忽冷忽热，肩酸背痛。

2020年年底，我实在承受不住心理压力，把秘密透露给了横条。我们穷尽想象，罗列出丈夫得知我欠债十万消息的反应：破口大骂、掴巴掌、沉默不语、掀桌暴走、当面提出离婚等。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我们决定约在星巴克见面，在公众场所丈夫会被迫控制脾气。见面时所有预想的情况都没发生。会面结束，丈夫说：“就这事儿啊？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你得癌症了。为什么不在家里说，还要叫朋友来？你怕我打你？白白花了咖啡钱。”

当晚回家后，丈夫帮我一次性还清10万的欠债。他不停地翻阅我的消费记录和借款信息，拿着计算器按了三个小时，还是没能搞清楚网贷平台的套路。“算了，我们是算不过资本的。你没钱了就会吃药逃避，有钱了又乐开花，你根本没有病，穷才是病。”丈夫理了一周的乱账，还是理不出头绪。

但到最后，这些年我到底欠了多少，几乎成了糊涂账。按53万抵押本金平均下来，每年约7万，但真实数字更高。自2014年起我做全职妈妈，收入全靠丈夫。丈夫给的生活费从1500涨到2000，可我的实际消费水平接近每月2万（含还债）。提前消费带来的快感远小于临近还款期的焦虑。我一直瞒着丈夫和母亲，东拼西凑，把自己活成一个随时会塌的帐篷。

后来我才发现，很多“小额平台”的放款方其实是银行。逾期久了，催收业务被外包，催收公司水平参差不齐，隐私也可能在灰色链条里流转。今年8月，我的朋友、嫂子都收到了关于我的催债短信——我甚至没有在合同紧急联系人里填过她们的电话，有的号码我自己都没有存。

为了确认自己是否已经被起诉，我开始反复登录“浙江微法院”，一遍遍输入身份证号搜索。

输入身份证号，点击查询，页面刷新。没有结果时，我会松一口气；可那口气还没完全落下，又会忍不住再查一遍。

那个蓝色页面冷静、简洁，没有任何情绪。它只是陈列可能性：执行、限制消费、失信。

“失信名单”这四个字让我反复停留。

不能坐飞机，不能买高铁一等座，不能入住高档酒店——这些限制本身对我来说并不致命。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它背后的含义：你不再被视为一个可以履约的人。

银行考虑是否放贷时，首先会审核借款人的征信，假如查到借款人从三家以上的网贷机构借款，逾期记录超过一个月，就会拒绝放贷。如果网贷机构数低于或等于三家，逾期还款时间在一周以内，综合其他因素（比如个人是否有工作，有社保，名下有资产），才可能放贷。“银行特别讨厌小额贷客户，几百一千地借了很多笔，银行会默认为你很缺钱，缺乏还款能力。”我的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其中的门道。

在这个社会里，一旦失去信用，你会发现很多门在你面前自动关闭，而关闭时并不会发出声音。

我试图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我试过应聘电话营销，在狭窄的工位上对着名单机械地拨号，迎接对方的谩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催收员互为镜像；我试过应聘托儿所保育员，但长期服药导致的思维迟钝，让我连最简单的登记工作都频频出错。在Excel测试面前，我僵硬的手指和空白的大脑，无声地宣告了我与这个时代的断层。

荒诞的是，我并非毫无能力。这一年，我拿到一笔三万多元的版税。是我毕业十六年来赚过最多的一次钱。可它在债务面前只是一阵风，转眼就没了。我甚至笨到不知道该点哪个按钮去查“我到底欠了多少”。那笔版税帮我还清了当年微粒贷剩下的17639元。

我在BOSS直聘上卑微地投递着简历。那些超市拣货员、外卖员的工作，因为无法兼顾患有自闭症的女儿，我只能放弃。

我越来越清楚：我和“上班的妈妈”之间，差的不是那份工资单，而是消费观——她们有计划、有克制，而我在冲动里透支，把明天当成提款机。有一份工作，是进入成人世界后保持“正常”的方式。我在自闭症妈妈群里，有些上班妈妈吐槽为了赚点口粮钱忍辱负重当牛马，全职妈妈就会调侃：“我们连当牛马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人长期处于贫穷状态，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变得妒忌、攀比，甚至会觉得别人的出手相助是理所当然的。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嫉妒借我钱的亲戚朋友后，终于意识到一点，毫无节制的乱消费、对贫穷的恐慌，影响到了我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损伤认知功能，扭曲了我的人格。

我永远记得在母亲的抢救室外，小姨当着众人的面，语气刻薄地对我说：“你现在就像只过街老鼠，谁敢借钱给你？”在这个信用社会里，没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失去了被信任的资格。

但在最深的黑洞里，也有一丝微弱的光。发小在得知我的境遇后，转来了一万块钱，只落下一句话：“拿去周转，不用腆着脸去求别人。”那一刻，我握着手机，在闹市的街头放声大哭。这一万块钱保住的不仅是我的账单，更是我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尊严。

欠债的近8年里，我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她们借我钱时会说不着急还。其中一些朋友手头也很紧，比如一个长期患某种代谢系统疑难杂症需要支付高额医疗开支的英语教师朋友，我找她借钱时，她当时穷得只能靠每天在学校食堂打饭解决一日三餐，她看到微信消息秒回：“你再熬三天，我一发工资马上转给你。”

有的虽然没借钱，但会提供情绪价值，担心我太过焦虑想不开，耐心听完我的抱怨唠叨，及时回复我，没有一个人会恶语相向，或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我，有的还会给我介绍投稿渠道。

这一份份善意托举着我，我很珍惜这些知道我负债累累真相还愿意帮我、并且相信我会好起来的朋友。某种角度而言，我的人生也是幸运的，有无数贵人相助，女儿虽然患自闭症但属于轻度，自己患双相却从未被迫住过一次精神病院，与丈夫关系差但不至于离婚。

我意识到，我必须从这种“准老赖”的惊恐中爬出来。如果我注定要坠落，我也要在那之前，拼命抓住任何一根能让我缓降的绳索。

//转折：

母亲用死换来我的“生”

2025年，母亲的病情进入晚期。

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很难分辨时间和人。有时候她会看着我，停顿很久，然后问一句：“你是谁？”

那段时间，她的手机却比任何时候都忙。

催收电话接连不断。铃声响起，她会下意识地去接，听不太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只是反复应声。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替她拦下陌生来电，屏蔽催债电话。对她说：“妈，陌生电话都别接，那些都是坏蛋打来的。”她点点头，像个被安抚住的孩子。

9月，她离开了。那时她已经记不清我是谁。

在灵堂升起的袅袅烟雾中，我跪在蒲团上，听着周围亲戚的哀悼声，内心却陷在一种无地自容的荒诞感里。我不仅在哀悼母亲的逝去，我还在计算着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那是她作为一名退休职工，用死亡换来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一共7.8万元。

这笔钱，在平时的中产家庭眼里或许只是一辆车的首付，但在那一刻，对于被网贷逼入死角、濒临信用破产的我来说，它是一张通往人间的单程票。

办完后事的那个深夜，我独自坐在电脑前，灯光惨白。我打开手机，一个接一个地登录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APP。我像是一个正在清理战场的士兵，机械地、颤抖地点击着“确认还款”。

随着金额一笔笔归零，那些纠缠了我数千个日夜的催收短信终于停止了轰炸。屏幕上跳出的“已结清”三个字，此刻显得无比讽刺。我看着存折上迅速缩小的数字，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屏幕上。

我是一个多么失败的女儿，竟然要靠母亲的死，才能换回自己的“生”。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因为病痛受尽折磨，而我因为债务心不在焉；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却在冥冥之中用她最后的一点剩余价值，替她那个闯了大祸的女儿挡住了社会的刀锋。

我对着虚空轻声说：“妈，对不起。”

我没有资格把这一刻称作解脱。

那笔钱不是礼物，也不是转机。它来自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来自她一生里最后能被量化的部分。

它替我挡住了眼前的坠落，却在我身上留下了另一种重量。

//写作：最后的破棉被

网贷清零的那天，温州下了一场久违的透雨。

我坐在窗前，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第一次没有感到刺眼。

催收电话已经停了。

房产抵押的债还在，像一块无法挪开的石头压在前面，但至少，我暂时不用再接听那些不断提醒我“已经失信”的声音。

我去打印了一份新的征信报告。

纸张从机器里出来，上面的逾期记录一行接一行。我知道这些记录不会很快消失。按照规定，它们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被覆盖。

我算了一下，五年后是2030年。那时我四十四岁，笑笑十三岁。

这不是一个“等一等就会过去”的阶段，更像一段必须亲自走完的路。

比还债更难的是重新让亲人朋友对你恢复信心，相信你会好起来。征信报告上的污点是公开的，而关系里的裂缝没有清单。有人开始重新和我说话，有人保持距离，也有人在劝我“彻底改掉过去的生活方式”。这些反应都不算错误，只是提醒我：信用崩塌之后，重建没有捷径。

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个长期脱离职场，还要照顾自闭症女儿的中年女性，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还剩下什么？

试过许多体力活又屡屡失败后，我发现我唯一能拿得出来的“资产”，竟然是文字。

我重新拿起了笔，或者说，重新敲起了键盘。我开始把这些年的荒诞、病痛、债务和挣扎，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揉碎在纸上。

写作，成了我在这个信用破产的社会里，唯一的“社会功能”。当我的第一篇稿费到账时，那几百块钱带给我的震撼，远超过以往躁狂期挥霍掉的数万元。因为那不是借来的，不是透支来的，而是我用自己的尊严和思考，一寸一寸换回来的。

我曾在文章中写过：写作是流浪汉手中唯一的破棉被，是暴雨里最后一把撑不开却能遮头的烂雨伞。

它让我这个曾经差点“社会性死亡”的人，重新在成人世界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它让我不必在每一个清晨醒来时，先去查看欠款账单，而是先去思考一个标题、一段叙事。

现在的我，依然过得紧巴巴。我依然会在买菜时精打细算，依然会因为笑笑的一次情绪失控而心力交瘁，依然在等待2030年的那个春天。但我不再害怕了。

在长达近9年的欠债时间里，我走了许多弯路，最后才懂一个浅显得可笑的道理：借来的钱终究要还；没有还款能力，就别借。

我曾把写欠债以及差点当老赖的经历的想法告诉给我认识的图书编辑和传统新媒体编辑，她们都不赞成，“欠债话题很敏感，不可能出版的，你别费这功夫了。而且坦白自己的欠债经历容易被网暴，就算能发表，也极可能恶评如潮，你的人设就立不住了。”

但我天生固执，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撞破南墙继续走的性格，非要做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不可。这并不是为了替老赖辩解开脱，卖惨博同情洗白，而是想通过写作的方式，去梳理自己的欠债历史，我想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到陷入差点成为老赖的绝境的，这背后有哪些个人、家庭、社会方面的原因。

如果有人也正陷在网贷里，希望我的故事能让你在下一次冲动前停一下——别让你爱的人替你还债，别让你自己被拖进“信用崩塌”的黑洞。

我叫阿顿，今年39岁。我差点成了老赖。现在，我在废墟上写字——一笔一笔，把自己写回来。

写字这件事不能让我翻身，却让我没有继续下沉。

它像一块并不结实的地面，让我在坍塌之后，至少还能站一会儿。

本文节选自《39岁，我差点成为老赖》，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全文约四万字，如需联系出版或进一步合作事宜，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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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矛矛

编辑 / 云路

版式 / Alice

R E N J I A N X I A N G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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