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劻回忆王耀武的后半生：新婚妻子重情重义，他绝不是被吓死的

1980年5月29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那天的气氛格外凝重。

一场高规格的追悼大会正在举行，几百号人肃立致哀。

那小小的骨灰盒里装着的，是抗日名将、原国民党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

按理说，这也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可偏偏就在这盖棺定论的时候，坊间却流传着另一种刺耳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被特务沈醉在回忆录里写成“被吓死”的窝囊废；还有人传，他是因为老婆卷款私奔，活生生给气死的。

真相究竟如何？

站在追悼人群里的李以劻，远远望着昔日的老长官、老战友，心里的滋味恐怕没法用语言形容。

这位1960年11月28日才拿到第二批特赦通知的中将，跟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和政协，整整共事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的恩怨浮沉，咱们还得从那次特殊的“重逢”说起。

1960年11月28日，北京的冬天已经透着寒意。

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撞上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王耀武。

你看，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挺奇妙。

李以劻在回忆录里特意算了一笔账：从1950年进解放军官训练团当同学，到1960年起做同事，两人朝夕相处了整整十八年。

这十八年，就是王耀武最真实的后半生。

说实话，在进改造营之前，这两人其实并不熟。

王耀武是1948年9月济南战役败下来的，李以劻是1949年8月福州战役被俘的。

虽然早年都在第九十二师待过，可两人完美地错开了：王耀武当团长时，李以劻还没来；等李以劻当上营长，王耀武早就升去补充一旅当少将旅长了。

直到第三次长沙会战，李以劻作为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高参，才算正式见到了时任七十四军军长的王耀武。

那会儿的王耀武，意气风发，还专门请李以劻给军部参谋讲过课。

谁能想到，再深交的时候，两人都已成了阶下囚。

关于这十年的改造生活，李以劻脑子里的记忆，跟沈醉写的完全是两码事。

沈醉那笔杆子，爱写凄惨情节，怎么窝囊怎么写。

但李以劻却说了句大实话：当年的待遇，真不差。

那时候解放军把俘虏分成五类：起义、投诚、报到、被俘、查获。

王耀武属于最后一类——“查获”。

他在济南战役后化装逃跑，结果在寿光被抓了个正着。

按理说这连俘虏都不如，但在山东禹城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他居然受到了优待。

李以劻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当年的生活费，相当于四个中农的收入。

为什么要优待？

李以劻看得通透：“我想，这与他立过大功有关。”

这个大功，就是抗日。

北伐时他是勇将，抗战时更是顶梁柱。

特别是1945年湘西会战，王耀武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声震中外。

虽然内战时期他也围剿过红军，但在人民立场的功劳簿上，这笔抗日血债不仅记着，还实打实地抵了罪。

陈毅元帅曾对他们说过：“要优待俘虏。”

这句话，在王耀武身上执行得最彻底。

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王耀武进了北京功德林，还当上了学习委员。

也就是这时候，沈醉才进来。

在沈醉的回忆录里，王耀武被写得唯唯诺诺，见人就矮三分。

可李以劻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王耀武对这个上海抗战时期结识的“小兄弟”沈醉照顾有加，不厌其烦地带着他熟悉环境，讲解注意事项。

到底谁的记录更靠谱？

咱们不妨看看两人的“底子”。

沈醉中学没毕业就被开除，是靠着姐夫余乐醒的关系才进了军统；而李以劻呢？

那是正儿八经的陆军步兵专校第一期、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干了多年的高参。

一个细节就能说明问题：沈醉连功德林管理人员的名字都记不全，李以劻却能如数家珍——局长姚伦，副局长孙鹏飞，处长李振江、王星光，科长刘福印…

正是因为李以劻有着这般准确的记录，我们才知道电视剧《特赦1959》里的所长为什么叫王英光——那是现实中王星光和姚伦的艺术结合。

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首批特赦。

最开始，他在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工作，月薪八十元。

1960年进了政协，工资涨到了一百元。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

拿了工资干什么？

写史。

这样高强度、高质量的工作状态，哪里像是一个被吓破胆的人？

这就引出了最大的争议：沈醉笔下的“气死”之说。

沈醉在书里言之凿凿：王耀武特赦后，老婆和副官卷款私奔去了南美，王耀武一听消息，当场气得手脚发抖，差点死过去，从此半身不遂。

沈醉还假惺惺地感慨：“要是晚出来几年就好了。”

这段描写确实很抓眼球，但李以劻冷冷地驳斥：纯属虚构！

王耀武的发妻郑氏，是福建福州人，从王耀武当连长时就跟着他，那是实打实的患难夫妻。

王耀武被俘后，郑氏带着一家老小去了香港，后来又迁居哥斯达黎加。

这确实是王耀武的心病。

特赦后，他多次写信求妻子回来，但郑氏有她的苦衷，始终未归。

李以劻见证了真实的一幕：1964年12月，王耀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不久，他的女儿王鲁云回国探亲。

正是这次探亲，让王耀武彻底断了念想——妻子真的回不来了。

父女相见，抱头痛哭。

那之后，王耀武确实病了，但他不是气出的脑溢血，而是得了帕金森症（当时叫巴金森氏症）。

他手抖，是因为病，不是因为气；他心碎，是因为情，不是因为钱。

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迎来了第二春。

通过同学高德昌的介绍，王耀武认识了吴伯伦。

吴女士是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在北京八十二女中教书。

她不嫌弃王耀武多病，反而敬仰他是抗日英雄。

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妇。

这哪里是被抛弃的凄凉晚景？

分明是迟来的温情。

婚后，吴伯伦为了照顾王耀武，提前办理了退休。

在那段特殊的动荡岁月里，外界谣言满天飞，说特赦战犯又被抓进去了，沈醉也以此佐证王耀武被“吓死”。

李以劻再次辟谣：在政协和国务院的保护下，住在和平里11区20楼的委员们，除了康泽因特殊原因受到冲击外，其他人——包括王耀武——都安然无恙。

没有什么惊吓，只有相濡以沫的守护。

王耀武病逝后，李以劻全程操办了后事。

在八宝山火化后，骨灰并没有立即下葬，而是在公墓存放了三年。

三年后，吴伯伦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把丈夫的骨灰迎回家中，就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日夜相伴。

这一幕，让李以劻既感动又羡慕。

他感慨道：“佐民不幸先娶了一个不能共患难的妻子，有幸后来竟又娶了一个有学识有美德的新夫人，使身后有所寄托！”

1980年的那场追悼会，是对王耀武一生的盖棺定论。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在那里，他与那些当年并肩杀敌、为国捐躯的战友们再次聚首。

看着骨灰安放的那一刻，李以劻长叹了一口气：“佐民应含笑于九泉矣！”

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

王耀武的后半生，不是沈醉笔下的惊弓之鸟，而是一个从战火中走来、在改造中重生、在晚年中得享安宁的真实人生。

李以劻用他的笔，为老战友留下了最后的尊严。

这十八年，王耀武活得明白，走得坦荡。

比起那些虚构的惊悚情节，这才是历史本来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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