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深度剖析：从跨越半个世纪的顶级朋友圈、公司治理中的人性谎言，到 AI 与核阴云下的财富终局

巴菲特交棒后首次长篇访谈，CNBC今年1月13日播出。本文为第二篇，由芒格书院翻译整理。

上篇：巴菲特“退休”后的首次长篇访谈：阿贝尔接掌伯克希尔的底层逻辑；90余年人生的初心与进化

三、良师益友的馈赠

汤姆·墨菲的建议：你可以明天再叫人滚蛋

贝琪：" bdsfid="306">依我看，在起步阶段，你可能手头拮据，要去争取每一笔最好的交易。

沃伦：随着时间推移，你的商业行为会发生变化。

贝琪：为什么会这样？

沃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身边优秀的人影响的结果。如果你成为像汤姆·墨菲（Thomas Murphy）这样的人的学生或合伙人，你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你可不想通过成为伯纳德·麦道夫（Bernie Madoff，美国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策划者）的合伙人来学东西。我非常非常幸运，从为我父亲工作开始，到为格雷厄姆以及所有这些人工作，从未遇到过坏老板。当你94岁时回看，这很幸运，我是说，我遇到了最优秀的一批人。

我希望能早点遇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但不管怎样，幸运的是他们大多很长寿。所以即便我是在40岁左右才遇到他们，我仍然有很长的时间与像这样的人共事，比如查理·芒格，他是最重要的，还有汤姆·墨菲。虽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

贝琪：你从汤姆·墨菲那里学到了什么？

沃伦：哦，我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世。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但他不是靠每天把人往死里逼，工作8小时或者12小时来做到的。他激发了每个人最好的一面。但他不是个盲目乐观的老好人。如果你没做别的，只是研究他，你就不需要研究别人了。

巴菲特和汤姆·墨菲

贝琪：在你第一次和他坐下来吃午饭之类的场合，有没有学到什么特别的经验？当时情况怎么样？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是个不一般的人的？

沃伦：我第一次……我大概40岁的时候确实和他吃过午饭。我还记得当时的几件事，但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包括观察他的言行。我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和他说的话完全一致。

你知道吗，他当时跟我说：“你永远可以等到明天再叫人滚蛋。”你想想，这话能让你避开多少麻烦啊？因为你并没有失去反驳的选择权，没必要非得在15秒或30秒内就把难听话甩出去。

贝琪：在那之前，你经常让别人“滚蛋”吗？

沃伦：嗯，在听到他那个建议之前，我确实更常这么说。这习惯不是能立刻改掉的，但我看着这招在汤姆・墨菲身上特别管用。我从没见过谁能有这么好的人际关系——不管是收购企业、经营业务，还是处理找上门来的各种人事问题，他都做得游刃有余。我是说，这种处事方式已经完全融入他的言行里了。

我还有好几封信没写、有些话没说，就是因为记着他那句忠告。你知道，想让某人滚蛋是人之常情，对吧？但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说白了，顶多就是当下心里痛快那么一点点而已。

贝琪：那确实很爽。

沃伦：是啊，确实挺解气的。想发泄的话，对着镜子说。如果你能忍住不当下发作，第二天你会发现自己心里舒坦多了——毕竟你没放弃“日后再表态”的选择权。

光看着他做事，我就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道理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和商业相关，但远不止于此，真的远超商业本身。你随便找个人问问，不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为他工作过的，还是六七十年前和他分手的女友——我是说，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说他坏话的人。

但他可不是个盲目乐观的老好人，真的不是。他做过各种各样的重大决策，却从没让人诟病。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每一课都很宝贵，虽然我未必总能践行，但人生中能遇到这样的人，真的太幸运了。

就像我29岁时遇到查理一样，查理和我在那些失败的事上得到的乐趣，比成功时还多。我是说，我们俩啊……现在想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竟然也会犯这么大的错。我们之间就是有种莫名的契合感。

我的朋友们都很聪明，但要说智商高达180或200，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不会总想着要比别人更精明。墨菲做生意从不斤斤计较，从不想着榨干对方最后一分钱。他总能促成双赢的交易，也有一些没做成却很遗憾的单子，但他为别人做了很多事，尤其是对我。

巴菲特、苏珊、汤姆·墨菲

巴菲特与查理·芒格和格雷厄姆集团

贝琪：你之前说过，你和查理从那些出错的事情里学到的东西更多，甚至得到的乐趣也更多。你们俩有没有一起做过什么项目或者交易，过程出了岔子，但你们在想办法脱身、或者弥补相关人员的过程中，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

沃伦：有很多这样的事。1965或1966年时，我们在巴尔的摩买了一家百货商店……

贝琪：和桑迪·戈特斯曼（Sandy Gottesman）一起？

沃伦：对，和桑迪。那是他妻子的叔叔在巴尔的摩的产业。桑迪的公司占10%，查理占10%，我的公司占80%，因为那时我们比他们规模大，尽管当时也不算很大。桑迪和查理事先不认识，但他们都认识我。

总之，买下那家公司后，我们就知道犯了个大错——简直蠢透了。没什么比真金白银投进去更让人清醒的了：一旦花了钱，你才会发现它满身毛病。这就像买了房子才发现一堆不合心意的地方。可问题是，想脱身可没那么容易。

就这样，我们仨手里攥着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心里清楚这是个烂摊子，但我们谁也没怪谁——从来没有过。说真的，我们聊起这个错误时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不是说我们坐着傻笑，而是那种共同面对问题的感觉……就像身处战场一样，当你们有共同的难题，身边又有一群靠谱的战友并肩作战，这种经历会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密。

桑迪・戈特斯曼与妻子露丝

桑迪是第一曼哈顿公司创始人之一，也是伯克希尔的早期投资者，并担任董事会成员。桑迪于2022年去世，遗孀露丝·戈特斯曼于2024年宣布捐赠亡夫留下的价值1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给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巴菲特在2024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曾向露丝特别致意。

贝琪：你拥有数量惊人的绝世好友。这不可能是巧合。

沃伦：嗯，的确不是巧合。选择朋友要精挑细选，同时也得盼着对方在择友时，对你也同样上心。你应当不断结交更优秀的人，但绝不能靠耍手段、不坦诚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贝琪：你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吗？还是？

沃伦：我倒不这么看。人其实会自然而然被同类人吸引……我以前就很容易被那些和我有共同兴趣的人吸引，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或许对某些事的热忱比不上我，也可能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但可以说，我绝不愿意用自己的任何一个朋友去换取其他任何人。后来我们渐渐喜欢上了一起共事，我还牵头组建了那个所谓的“格雷厄姆集团”（Graham Group）。

贝琪：格雷厄姆集团。

沃伦：是啊，后来这个团体吸纳了各行各业的一众人士，其中也包括凯・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补充一句，这个团体可不是以她命名的，而是以本・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命名的。我们的聚会持续了将近50年，平均大概一年半左右就聚一次。这些人彼此惺惺相惜，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都算得上是旁人难以企及的顶尖人物，可聚在一起时却能相处得无比融洽。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原本只打算聚这么一次。当时本・格雷厄姆正好回到美国，我给11个人打了电话，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圣地亚哥？”那时候去圣地亚哥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这群人谁也算不上多有钱，虽说比起创业之初，手头都宽裕了不少。我跟他们说，本・格雷厄姆这会儿就在本地，日后他恐怕不会再踏足西半球了，这可是见他一面的难得机会。

他也同意了，只要我们过去，就会抽出几天时间和我们相聚。查理当时也在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汤姆・墨菲，但介绍我和他认识的那个人也来了。还有我的一些同班同学，形形色色的人都聚在了一起。那次聚会我们聊得太尽兴了，于是决定以后再聚。

不过，本・格雷厄姆不会再留在美国了，他要回法国定居。但第二次聚会我们还是办了，地点选在了佛罗里达。那次依旧玩得很开心。就这样，这个团体慢慢成型了。之后我会给每次聚会指定不同的讨论主题。最开始，主题大多围绕金融展开，而随着这些年我不断吸纳新成员加入，你能明显看到这个团体的活动范围在逐步拓展，延伸到了更多新领域。

这些人都认识我，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原本就有过一定的交集。就这样，我们开开心心地相处了整整50年。大家参与这个团体的心态都特别纯粹——坦诚相待，不虚言浮谈。在这个圈子里，人人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重要。

1968 年“格雷厄姆集团”在圣迭哥的科罗拉多酒店举行第一次聚会。从左到右依次是：沃伦・巴菲特、罗伯特·布尔斯坦（格雷厄姆的一位朋友）、本・格雷厄姆、桑迪・戈特斯曼、汤姆・纳普、查理・芒格、杰克・亚历山大、亨利・勃兰特、沃尔特・施洛斯、马歇尔・温伯格、巴迪・福克斯（侧面）和比尔・鲁安。罗伊・托尔斯拍下了这张照片。弗雷德・斯坦贝克没有参加这次聚会。

贝琪：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学习？

沃伦：是的，学习总是有趣的。长期来看，学习最有趣。想想几百年前，晚上连书都没得读。与那时相比，现在的生活简直太棒了。尽管这仍然局限于一部分人。如果让我选择，哪怕出生在美国最贫穷的家庭，我也愿意，而不是生在其他任何地方。

贝琪：所以你认为美国梦依然存在？

沃伦：是的。如果它没有伴随着毁灭地球的力量（核武器），我会说今天出生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事。

四、直面当下的洞察

最大的担忧：AI诈骗与无法收回的“核武器”

贝琪：你担心人工智能吗？

沃伦：是啊。在经历了几次有人冒充我招摇撞骗——我们刚发现其中一起——之后，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也说，他们无法预料这种技术会走向何方。如果你是哥伦布，你说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倒也罢了，因为你总能掉头往回走。但现在“魔瓶里的精灵”已经被释放出来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想通过冒充我来诈骗，无论是在一万英里外还是在奥马哈，他们都能做到。他们可以模仿我的声音，模仿我的相貌，甚至连说话方式都能模仿……他们甚至能骗过我的孩子。

贝琪：你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你如何应对它？

沃伦：你怎么能把精灵塞回瓶子里呢？这和我们面临的核武器问题如出一辙。我们知道怎么造核武器，也一直在造威力更大的。但问题是，其他人也掌握了这项技术。核武器除了杀人或者威慑别人，没有任何用处。

但在二战期间，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毫无疑问，当时德国人也在研制它。你们可以去搜一下，读读那封在德国入侵波兰仅仅一个月前寄给罗斯福总统的信。（指爱因斯坦-西拉德信件。这是1939年8月2日由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主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签署，并寄给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件。信件警告德国可能发展核武器，并建议美国启动自主核计划。）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说我懂铀-235或者其他什么技术细节，但我确实了解人性。这一点其实并不复杂。

批判商业界现状：独立董事并不“独立”

贝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上，说说你在商业理念上的转变。你之前略微提到过自己看人识人的心得，也讲过一路走来从汤姆・墨菲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不妨具体说说你在商业方面的思想成长。你会怎么总结这段变化？你觉得如今的自己，和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

沃伦：我发现很多我以为是关于商业的知识其实并非如此。

贝琪：比如？

沃伦：如果你要聊美国公司的董事会，这可是个相当重要的话题。我的意思是，既然聊到了上市公司，其实就几乎是在聊这个国家的经济全貌了。而那些所谓的“独立董事”，通常根本就不独立，毕竟那笔钱对他们来说是很受用的。

贝琪：您是指他们担任董事所获得的报酬。

沃伦：担任董事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一年只要做些相当愉快的事情，就能拿到25万、30万，甚至50万美元。通常他们还会提供交通工具，有专车等着接送你。而且每个人都对你彬彬有礼。谁都会爱上这份工作。

如果我没钱，有人对我说：“沃伦，你愿意来XYZ公司当董事吗？一年给你30万美元，你只需要出席一下，见见其他友善的人，然后……别打嗝，别乱说话，别把事情搞砸就行。”

如果我去参加那个会议（董事会），发现席间有人持有公司10%的股份，但他（作为大股东）在理论上却被视为“不独立”。而我呢？我脑子里会想什么？我知道怎么让我的年薪从30万涨到60万。我只需要有人在应该推荐“优秀”董事候选人时说：“嘿，我认识奥马哈的一个家伙（指沃伦），他会是个称职的董事。”这样你就有了两个会向别人举荐你的人，因为你确实没给他们找过任何麻烦。如果你是CEO，你想涨薪或者提其他要求时……

贝琪：您是指（CEO想涨薪或者提其他要求的时候）把他们（听话的人）弄进自己的薪酬委员会做“独立董事”？

沃伦：" bdsfid="917">噢，那是绝对的。寻找独立董事的初衷是希望他们保持客观，不涉及个人利益，但没有什么利益比“收入翻倍”更露骨了。如果你原本没什么钱，在某地的学校当负责人之类的，收入也不高，现在一年能赚30万美元，你甚至可以辞掉那份该死的学校工作……他们可能会一直聘请你到75岁。

如果你在伯克希尔，你可能到了90岁还在董事会里，不过我们给的报酬可没那么丰厚。但这背后产生的激励机制……查理生前总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我正在看我们前几天发出的委托书，足足有20页。而在我刚入行的时候，你收到的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有时只有两三页。现在几乎每家公司的委托书都有100页甚至更多。

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认为股东有权知道CEO赚多少钱，而且应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很有道理。所以他们把这些内容都塞了进去。

其中有一项是“你的薪水与普通员工的薪水的比例是多少？”通常是200:1。监管者以为这会让CEO们感到难堪。但事实上——除了伯克希尔，我还担任过20家公司的董事——ABC公司的CEO看到这些数据，再看看 XYZ公司，他会想：“我比那些家伙聪明，我工作更努力。不管他们拿多少，我都应该拿那个数，还得再多加一点。”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棘轮效应”。

而薪酬委员会会请来一位由公司秘书（Corporate Secretary，在美股相当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董秘”，他们通常由资深律师担任，负责董事会运作与合规）挑选的专家，而这位专家的利益诉求和他们是一致的（巴菲特在此暗示，由于“公司秘书”的职业前途掌握在CEO手中，由他们挑选的薪酬委员会专家，必然倾向于支持CEO涨薪）。

要想激励人们抬高自己的薪水，没有比让他们读到隔壁的人赚多少钱更有效的办法了。这导致的结果与初衷恰恰相反。而对于独立董事来说，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被踢出董事会。一旦被踢出去，他们就再也接不到其他类似的差事了。所以他们竭力讨好。你也不必指望会有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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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琪：但伯克希尔的做法与其他公司截然不同。

沃伦：我们做法不同，是因为我们真正仔细思考过所有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标准答案，但至少我们思考过。我们会问，这到底激励了什么？伯克希尔的激励机制是什么？显然，我们的激励是为了吸引一群能为全体股东着想、且并不指望从中谋取私利的人。

贝琪：所以你不希望伯克希尔随波逐流，去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

沃伦：我希望伯克希尔能吸引那些具备商业智慧的人。希望他们最好持有一笔对他们自身有重大意义的投资，而且这些股份是他们和普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买入的。要让这份工作变得有趣，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份肥差。

贝琪：你觉得现在的商业界还有什么是愚蠢的？

沃伦：坦率而言，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虽然这不是现在的热门话题。我认为CEO或者他们的代表每隔几个月就去开一次投资者关系电话会议是非常愚蠢的。我不是说所有人，但有太多人强调“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举个我熟悉的例子。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但在多年前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有人认为强调客户在公司注册了多少种不同的服务非常重要。一旦CEO这样讲了好几个月，他们就很难反悔说“这其实不重要”，或者承认“我们发现这事适得其反了”。

这种反思在商业世界里基本不会发生。然后他们把公司交给下一任CEO，如果新CEO在第一次电话会议上就说，“好吧，前任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此处可能是口误，或为John Stumpf）把这儿管得一团糟……”

你不能这么说，所以你只能延续这一套。你不断强调它，却没人注意到这正在扭曲基层数十万员工的行为，进而影响数百万人的行为。你在电话会议上讲的话会被写成新闻报道。

每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你都不想引导人们做出错误的行为。这就像教育孩子一样，实际上，孩子是看你怎么做的，而不是听你怎么说的。

起初，当你（刚上任的CEO）刚接手还在熟悉情况时，他们可能会给你一点回旋余地，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看穿你在干什么了。试想一下，如果他们能在上个季度多塞进一些业绩，或者私下留个“小金库”（隐藏利润）以备不时之需，他们绝对会这么干。我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是在侍奉他们的“主人”（迎合CEO），而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对此下达任何指令。

相信我，我待过 20 家公司的董事会，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在生活中绝不会去偷扔在你家门口的报纸，但他们却意识不到他们热衷于玩弄数字游戏。而一旦你开始玩弄数字，你就收不住手了。如果公司的接力棒到了你手上，而你的前任一直在玩弄数字，这时候你说，“好吧，我们以后不再玩弄数字了”，这在现实世界里根本行不通。

3000亿现金与慈善终局：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贝琪：在“七大科技巨头”（Magnificent 7，指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和Meta七家科技企业）之外，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是最有价值的公司。

沃伦：这花了很长时间。

贝琪：而且是在标普 500指数（S&P 500）的成分股里。这都是你一手建立的。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有什么变化吗？

沃伦：变得更难了。因为巨额资金的复利增长比小额资金要难得多。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当我只有112美元，只能买3股城市服务（Cities Service）的优先股时，让我的净资产翻倍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我只需要出门多卖几瓶可口可乐或者做点挨家挨户推销的事就行了。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做了。但这不代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是无法做到以前那种程度了。

贝琪：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变得更加保守了。我是说，你一直希望手头有现金缓冲，而这个数字一直在上涨。我记得以前是 200亿，或者是500亿美元。

沃伦：嗯，那是外部环境使然。相信我，如果我们聊完后你说，“我有个1000亿美元的绝妙主意”，我会说，“咱们谈谈吧。”

贝琪：我可没有。

沃伦：好吧，但总是有可能明天有人会向我推荐，或者我自己发现了什么。

贝琪：因为现在你有——我不知道最新的现金数额是多少——超过3000亿美元。

沃伦：是的，超过3000亿美元。

贝琪：这笔现金比富时 100 指数（FTSE 100）里所有成分股的市值加起来还要多。

沃伦：是啊，这意味着当我审视股市，寻找那些规模足以对我们的总量产生影响的公司时，我看不到任何……好吧，我们确实在买一两样东西，但这只是九牛一毛。但我愿意就在今天下午花掉 1000 亿美元。

贝琪：很高兴我今天在这儿。

沃伦：不。我宁愿拥有价值 1000 亿美元且价格合理的优质业务，也不愿手握 1000 亿美元的现金。我知道保留一定水平的现金是必要的，但现金本身并不是一项好的资产。

这就像你需要氧气一样。你不需要把自己完全包裹在氧气里，你也不必为此花费巨资，但你确实离不开它。如果你试着断氧四五分钟，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现金就是如此。所以你必须时刻保持现金充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股市会怎么走，也不知道宏观商业环境会变得如何。我从一开始就是带着这个假设入行的。关于股市的走向，我到现在也没学到任何新东西。我没能找到答案。我可能读遍了公共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但我并没有找到关于“股市下周、下个月或明年会怎么走”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尝试了一切办法。我画过图表、用过占星术、做过统计分析，各种手段都试过。我在寻找某种东西，但结果证明，我在寻找一种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但我依然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

后来，透过本·格雷厄姆带给我的新视角再看市场，我发现，只要你遵循他的规则，这真的是一场你不可能输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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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琪：你曾说过，你会捐出99%以上的财富，试图去解决这世上的一些问题。

沃伦：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你可以用钱去缓解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有人没钱上学，你提供奖学金，这确实是件好事——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管理得当、用得其所——但有些问题，是金钱无法解决，甚至无能为力的。

当我最初思考慈善时，我脑子里想的其实是原子弹的威胁。1945年8月，那时我才15岁。爱因斯坦曾说，原子弹的诞生改变了世界的一切，唯独没有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要说有什么“进展”的话，那就是从最初以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变成了后来俄国人——也就是苏联——也拥有了。你知道，当时我们被苏联拥核这个事实吓坏了，哪怕美苏两国的领导人还算相对理智——我是指那个时期以及肯尼迪政府时期。现在我们已经有8个拥核国家，眼看就要出第9个了。而且我们心里清楚，有些国家的人真的能把你吓得半死。一旦他们手里拿到了这种“玩具枪”——也就是核武器，这场博弈就深不见底了。

但是，只有一个国家拥核总比多一个国家拥核要好得多。我是说，两个能互相毁灭的国家和一个国家拥核，这中间的区别是巨大的。但回过头看，那段只有两个国家对峙的日子，反倒成了“美好的旧时光”。

贝琪：你的慈善哲学似乎又变了。你提到那是你刚开始的想法，而你这辈子一直因为没有早点捐出更多的钱而受到外界批评。

沃伦：你知道，如果你审视社会，既有拥有资金的人，也有拥有未来潜力的人。你应该让那些不懂得如何钱生钱的人，去资助当下的社会开支；而让那些能为未来创造财富的人，比如我，继续积累资产。因为在我手里，这笔钱能通过复利滚成更大的雪球，而且未来能被投资得更明智。这听起来非常自私，确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捐赠的步伐迈得比较慢。我想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我原本希望能有更好的结果。实际上，我已经放弃了花在核威胁上的钱。

贝琪：放弃了解决核威胁这个问题。

沃伦：我不知道钱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我从天上撒美元，就能让谁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如果我能拿出我所有的一切，并且挑选三个国家永久退出核武器竞赛，我5秒钟就能做好决定，我绝不会犹豫。无论是让我去死还是做什么，只要能做到，我都在所不惜。因为那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

贝琪：嗯，现在你有超过1500亿美元，且还在不断增长。你想怎么处理这笔巨款？你在世时不会卖掉伯克希尔的任何一股。

巴菲特和三个子女

沃伦：但我活不了那么久了。我的孩子们愿意接手这件事。我百分之百信任他们。

贝琪：我最近和你的三个孩子坐下来聊了聊，问问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尤其是这份责任。*

巴菲特的三个子女将怎样花掉这1500亿美元

— THE END —

紫京讲谈

财经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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