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咸味：民国末年，西乡盐民如何保住生计？

1947年11月18日，惠阳盐务公署一纸公告，打破了宝安县西乡鳌湾村、盐田村的宁静——公署决定对两地盐田实施铲废，并许诺因体恤盐民生计困窘，于铲废当年发放二十万元补偿金。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仍以晒盐为生的盐田三百余盐丁，便联名上书请愿，请求保留盐业生产。

盐田之盐

清初“迁海复界”的政令，使得新安县的盐业生产大受打击。八年迁界期间，运盐通道被彻底阻断，以前靠粤盐的湘、赣等地居民改食淮盐。曾经风光的新安盐产地，如今既无产量又无销量，逼使不少盐田池漏废弃，盐民改行营生。

康熙《新安县志·县境图》

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曰：“新安，……迨行盐之路日塞，而贱售矣；贱佳无门，而称贷矣；有力者擅其利，而灶于是乎病矣。至于捕釆鱼虾，必视其船只。今虽海禁已撤，而船只不及先年百之一。即有所得，销售维艰。”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时任两广总督福康安上奏乾隆帝，请求裁撤归靖、东莞、香山等盐场，改埠为纲。而现代的诸多文章称，“盐田池漏拆毁殆尽，悉数改作稻田”，仿佛新安盐业已随盐场裁撤彻底消亡。

相关记载

实际上，盐场虽经裁撤，但并不意味着新安县的产盐历史就此停止，官府仍在此地征收盐税，而沿海私盐走私之风亦绵延不绝。这种半游离于管控之外的盐业生态，一直延续至近现代。西乡的牛湾、盐田两地，便是当时新安沿海盐业存续的重要代表。

清《乾隆两广盐法志·东莞场图》

西乡盐田隶属于原东莞盐场，乾隆年间仍沿用煎盐法产盐，所制之盐称“熟盐”；而东莞盐场同时盛行的晒盐法，此种方式所产“生盐”凭借效率与成本优势，自元明时期出现后便在全国逐步推广。相较于晒盐法，煎盐法虽然生产效率较高，不受阴雨天气影响，但其耗费大量燃料与人力的弊端愈发凸显，到道光年间，广东东部盐场除上川司仍保留煎盐法外，其余均已改用晒盐法。

煮盐法

晒盐法虽优势显著，却对场地规模、气候条件（日照、风力）及操作人员的技术经验有着极高要求。清初迁海复界与乾隆年间盐场改制后，大批盐丁因生计无着转行谋生。直至道光、咸丰年间，为维系盐业生产，部分受雇于平海淡水盐场、海丰坎白盐场的盐民，被辗转雇佣至西乡，继续晒盐为生。这些操福佬话的盐民们来到西乡，也将更加成熟晒盐的技术带了过来。

晒盐

一方产盐供全县

据民国《粤鹾纪实》记载，东莞盐场裁撤后，西乡盐田、鳌湾一带尚存盐田八十八坵（又写作墉、漏等），所产之盐专供新安（后更名宝安）全县百姓食用。可以说，西乡盐田以一隅之地，延续了深圳千年的盐业文明火种，成为近现代宝安民生不可或缺的支柱。

1922年关于缉查鳌湾盐业的公文

因鳌湾盐业长期脱离官府管控、未缴纳分文盐税，民国政府担忧此地“免税盐”流入香山、东莞等地冲击官盐市场，遂于1921年6月在珠海前山设立官收局，统一收购鳌湾所产食盐，再由官局设店发售给商贩，严格限定仅供宝安全县民食。若遇产量不足，则从惠阳县平海半岛的大洲盐场调盐补充。

不过，官方卖盐的行为得不到百姓的买账，于是政府再次进行改制，将宝安全县划分为三区，分别招商认领销售。以深圳及附近为第一区，沙井、固戍、南头、西乡为第二区，盐田（今盐田区）、大鹏等处为第三区。其中第一、第二两区盐店所销之盐均由官收局运交发售，商人不得直接与坵户（产盐户）交易；第三区则采用商户直接缴税认领，再进行售卖。

宝安鳌湾之坐配

这次改革最终也是草草收场，前山官收局设立仅仅9个月，便以失败告终。1922年6月，政府撤销前山官收局，宝安的食盐销售归并香安督缉局，设厂办理。1926年，成立盐务总处，设宝安盐务厂，派警驻巡。后来还设立了水门查验厂，核查盐运船只。

根据《深圳近代简史》的记载，1934年前后，南头城西的鳌湾、盐田等处有盐田60余亩，年产盐量约3000担。此时盐田之盐虽规模远不及鼎盛时期，却仍能勉强支撑当地盐民与全县百姓的需求。

铲废盐田？

日本入侵华南时，鳌湾、盐田的盐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许多盐池因为海水淡化及“引潮”不利的情况而遭到废弃，盐坵的规模从清末的88坵锐减至50余坵。抗战胜利后，面对盐池的减少以及盐产量的下降，鳌湾、盐田的盐丁们也面临着生存的选择。当时盐田南部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基围、沙田，为了保证盐业生产，盐田人修了一条水涌，以便进行“引潮”。

人工纳潮

1948年，盐田村的盐丁们面临着一次巨大的生存危机。在1947年11月18日，管辖鳌湾、盐田盐业生产销售工作的惠阳盐务公署发布了一则公告，决定铲废西乡的盐田。一般而言，政府是十分重视盐税收入的，西乡盐田虽有盐町五十余坵，但抗战胜利后，盐业管理部门却未派人去管理。于是两广盐务管理局电令惠阳盐务公署对西乡盐田进行调查。

民国末年的牛湾、盐田

经过一番调查后，惠阳盐务公署认为，西乡所剩下的能正常运行的盐田已不多，而且产量也很少，没有继续派人管理的必要，按照正常的流程，应对剩下的盐田进行铲废工作。公署还表示，由于这群盐民生活贫困，在执行铲废当年，政府会发放补偿金二十万元。公告所提出的铲废工作将于当年的12月4至6日进行。

盐民们的抗争

面对生存危机，盐田村村长黄木寿和以曾少奇为代表的盐田的三百多盐民，联名向宝安县请愿。他们表示，先祖们到盐田生活已有上百年历史，三百多盐丁多年来都依靠这些盐町为生。盐丁们就是靠着每天的产盐收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

抗战前，盐务公署派人来管理这边的盐业生产，盐田的盐丁们都照章纳税。抗战时期，鬼子蹂躏盐田，盐丁们的生存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盐丁们十死九伤，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盐丁们便开始了艰苦的复业工作，修养生息，准备重振盐町。如果现在将众多盐田铲废，几百个盐丁的生存便成了一个大问题。政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安置方案，虽然有所补偿，但相较于盐丁们所要面对的困境，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深圳通讯》关于盐田盐民的请愿

加上盐田这一带的土质盐度太高，根本就不适合耕种，故一些废弃的盐町一直是荒芜的。土地贫瘠、人民贫困，哪怕盐丁们想要转型其他行业，也因没有足够资金而寸步难行。在那个物价飙升的时代，盐丁们在当时都只能靠晒盐的微博收入来维持生计，一旦失去盐町，那就只能“嗷嗷待毙”了。

黄木寿、曾少奇等盐民代表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应该维护盐民的利益，帮助盐民恢复生产。开辟新盐场，不仅能救济盐民，还能增加税收，于政府、于盐民都是利大于弊的选择。如今政府却因盐漏不多而不愿管理，要铲废盐町，这无异是因噎废食，将百姓逼上绝路。

民国末期，牛湾、盐田一带地图

如今，让盐田的三百盐丁仍在这些盐町继续劳作，既能为政府带来税收，也能尽百姓的义务。盐民代表们恳请宝安县政府出面，向惠阳盐务公署请愿，要求停止铲废、收回成命，恢复抗战前的管理模式，并派专员统筹盐业生产与税收。

宝安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文鉴辉收到请愿后，深知此事关乎国计民生与地方安定——当时宝安奸匪潜滋暗长，若数百盐民流离失所，极易被奸匪蛊惑利用，引发严重治安危机。他当即草拟公文，分别呈送南京国民政府、广东行辕、广东省政府、两广盐务管理局等各级部门，恳请一致声援、叫停铲废行动。

《国华报》报导

不久之后，两广盐务管理局权衡利弊后做出决定，暂停铲废盐町的工作，让惠阳盐务公署派专员管理盐田的盐业生产。消息传到西乡后，盐田的盐民们都欢呼雀跃。就这样，盐田的盐业生产得以继续。

盐田的最终结束

尽管抗争赢得了喘息之机，但西乡盐田的消亡终究是历史必然——自然环境的变迁、水陆界限的移位，让这片土地逐渐丧失了海盐生产的先天条件。随着西乡沿岸基围开发日益密集，外海海水浓度持续降低，盐田引潮愈发艰难，产盐量逐年递减，盐业生产渐渐走向停滞。20世纪50年代，西乡盐田最终结束了产业的历史，盐田人最终还是不得不“转盐为耕”。

六七十年代盐田一带卫星地图

将盐田改造为耕田实非易事。盐田盐碱化程度高、土块黏重、渗透性差，并不适合耕种，这也是当年黄木寿等盐民向宝安县政府提到的困难。但晒盐为生已不可能，面对着大片盐碱地，盐民一起出动，将曾经辛苦垒砌的盐坨头铲平，开渠从西乡河引水，用河流带来的淡水稀释该地土壤中的盐分。以前盐丁们抓一把土，生怕不咸，现在一锹子下去，希望最好能流出淡水。

而后，便开始重新平整土地，接着再进行恢复土壤肥力工作。盐田人想出了许多方法，包括往土里运牛粪、猪粪、烂菜叶子、零头破布之类肥料，一担一担地挑到田地里，充实土壤肥力。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改造，原来的盐碱地逐渐变为能够种植粮食的耕地。不过，由于近海以及长期作为盐田的关系，这些田地的产量远不及西乡其他村子。

六七十年代西乡一带地图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宝安县修建了多处水库，其中就包括了西乡的水缸——铁岗水库。这些水库蓄水后，能够提供足够的淡水用以灌溉，盐田人慢慢地将数十万亩咸田改淡，盐田村终于种出了优质早造和晚造谷。这片承载了千年盐业记忆的土地，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世代居住于此的百姓，完成了从盐脉到田畴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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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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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新安县志》

《粤鹾要闻》

《深圳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