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

文︱陆弃

1月21日，以色列战机再次出现在黎巴嫩南部上空。空袭并不突兀，也不陌生。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受伤者名单中，出现了多名记者的名字。距离2024年11月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尚不足三个月，协议文本尚未褪色，现实却已显得陈旧。所谓“停火”，在炮火的回声中逐渐被重新定义：不再意味着冲突的终止，而更像是一种被反复拉伸、随时可以重新解释的技术性安排。

从以军声明的措辞来看，这种重新定义并非偶然。“将对任何违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谅解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一表述近乎成为近段时间以军跨境打击的固定句式。问题在于，何谓“违反”，由谁认定，依据何种证据，是否接受第三方核查，始终语焉不详。停火协议在形式上存在，却在执行层面逐渐失去约束力，取而代之的是单方面的安全判断和即时军事反应。

黎巴嫩南部的现实处境，恰恰暴露了这一机制的脆弱。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长期存在的低烈度对抗，并未因一纸停火而消失，而是被压缩进更灰色的空间。以色列将几乎所有安全威胁都外包为“真主党问题”，并以此为依据，将打击范围从边境地带延伸至更纵深的地区，甚至波及与叙利亚接壤的过境点。这种打击逻辑并不新鲜，却在停火框架下获得了一层“合法性外衣”。

对黎巴嫩而言，这种外衣几乎无法抵御现实的冲击。一个财政濒临崩溃、政治长期瘫痪、公共服务体系勉强维系的国家，本就缺乏对南部地区的有效治理能力。当军事行动反复发生，基础设施被视为潜在目标，平民与武装之间的界线不断被模糊，黎巴嫩国家权威被进一步削弱。总统约瑟夫·奥恩的谴责措辞严厉，却难以改变力量失衡的结构性事实。

更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在此次空袭中受伤这一细节，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冲突生态变化的一个信号。当战争与停火交替出现、界线不清，信息本身就成为一种风险。战地记者原本承担着记录与见证的角色，但在“目标合理性”被不断扩大解释的环境中，现场存在的任何元素，都可能被纳入模糊的安全计算。这不仅侵蚀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底线，也削弱了外界理解冲突真实走向的可能性。

以色列方面反复强调，其行动是为了防止真主党“重建军事能力”和“走私武器”。这一说法在战略上并非毫无逻辑。以色列长期奉行前沿防御和先发制人原则，对潜在威胁高度敏感。然而，当这种原则在停火状态下被频繁动用，其效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持续的空袭并未消除真主党的存在，反而强化了其“抵抗叙事”，同时将黎巴嫩社会进一步推向对立与撕裂。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种停火后的空袭常态化，折射出中东地区秩序的一种深层困境：冲突管理逐渐取代冲突解决。国际社会习惯于通过停火、降级、缓冲机制来“控温”，却缺乏推动政治进程的耐心与能力。当停火本身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它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脆弱的技术安排，随时可能被更强势的一方重新解释。

联合国维和力量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本应是稳定器，但在现实中，其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角色日益边缘化。没有明确授权、缺乏强制执行能力的国际机制，很难在高度军事化的对峙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久而久之，各方逐渐习惯于在规则边缘试探，停火协议被消耗成一份“可参考文件”，而非必须遵守的约束。

对地区安全而言，这种状态并不比全面冲突更安全。它制造的是一种长期低烈度的不稳定，消耗社会韧性，侵蚀国际规范，却不触发足够强烈的外交干预。对普通民众来说，战争不再是爆发性的灾难，而是持续性的生活背景；对记者和人道工作者而言，风险不再集中于前线，而是无处不在。

停火之后的空袭，并非简单的军事行动延续，而是一种秩序信号。它表明，规则正在让位于力量，解释权正在集中于少数行为体之手。当这种趋势被默许、被习惯，中东地区的安全框架将愈发依赖即时威慑，而非制度安排。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下一次空袭何时发生，而是停火究竟还剩下多少实质意义，以及国际社会是否仍愿意为它赋予真正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