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明《海上四书》：上海四十多年的嬗变，如有着细密肌理的年轮

在我看来，上海四十多年的嬗变留下许多细密的肌理，它不同于年轮一圈圈有规则、清晰可见，显得随意、零乱且隐蔽，似乎与年轮相依而存，构筑起岁月的印痕，也可谓是一种城市的隐形记忆。

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迁徙至城市中心15公里外的地方居住，每天进城映入眼帘的是地平线上的这座城市，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飞鸟俯瞰的是原木的横截面，外环、中环、内环似有着许多细密肌理的年轮，令人遐想。《海上四书》小说卷中收入的29个中短篇小说，应该说就是肌理的再现。

大概与早年的兴趣、偏好和文化积累相关，我选择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反映社会生活。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40年前的《小说界》上，记得那天去出版社领稿费，途经陕西南路绍兴路口，因为积雪连人带车摔倒，但脸上还带着笑容。

我原本试图以写小说谋生，然而梦想被现实打破，发表几篇小说后，再难变成铅字，中途去写纪实文学、论文、散文之类，偶尔还会写小说。间断性的努力有得有失，失去的是没有一鼓作气地成就自己，而断断续续的努力也可以变得成熟，达到心理预期。

我生在养在沪西大自鸣钟的裕庆里，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提供了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和鲜活的细节，背后掩映着人性的光芒和丑陋。20岁以前，我生活的半径未曾超出出生地五公里的范围，出生的妇产科医院在家对面，就读的学校临近，即使后来换了好几份工作，也离家不远。这导致我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大都集中在这一方寸间，家门口那一条大街上行人的职业、住家，都能知晓个一二，“蜗居”成了一种机缘，使笔下的人和事有了聚焦。

《海上四书》里的小说大都写的是自己生活周边的小人物，题材分为弄堂与棚户居民、工厂和产业工人、文化知识界人士，反映了他们在城市转型时期的生活情状、心理变化，一定程度上构成20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的海上众相谱。同时，可以读到我对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主义不同创作方法的探索。然而，一切终究没能逃脱个性和擅长，我主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貌，通过艺术的典型化再现生活。

我早期的小说以写工人生活为主，可以说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工厂文学的延续，不同的是站在人性和时代变革的基点上加以塑造，留下那个时代产业工人的故事与细节，为将来提供具有价值的“史料”。我喜欢把人物置身于事件、特定环境中加以塑造，如发还工商业主定息、发行国债、第一次股票发行、第一批个体户出现、企业改制、城市改造等，都是上海人经历过的事情，聚焦人们由此产生的心态和应对。《献血记》塑造了一个插队落户顶替进厂的青工，写了他如何三日两头混病假到自由市场摆摊赚钱最终成为大饭店老板的故事，在他的身上可以找到上海第一代个体户老板的成长印迹。又如《弄堂闲事三则》写了一个上海爷叔，第一次用进口泡沫沐浴露去弄堂里的混堂汏浴，演绎出的荒诞故事，读来啼笑皆非，仔细品味还是有些意思。还写了上海人面对发还工商业主定息、购买国库券、购买股票的故事，这些大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涉及的人与事至今活在心里。

潜伏于小说深处的是上海人对金钱的考量和观念变化，金钱一定程度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和处事，小说《老默》《饥渴者》《犀角细梳》《冷香斋》等，都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博弈。最终，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舍利而取义，这也符合上海这座城市的价值观。比金钱观更具复杂性的是婚姻观，老底子上海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要为子女找“好人家”结婚成家。那么，好人家到底是怎样的、标准在哪里？在《瑞根的儿子是志远》《芳芳跟阿强头》《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中似乎都能读到，而且内涵悄然发生变化。

四十多年间我笔下的小说，保留了社会风情和人物细节的真实，具有“史料”价值。但小说的价值不应该单纯拘泥于此，还应该具备独特的艺术表现形态，一味肯定它的单一功能，不足以评判小说的全貌。小说除去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为人物和情节发展提供典型环境之外，语言占据重要的地位。语言是否有特色，一定程度上决定作品成功与否。我的小说大都以普通话表达，与之同步的是用沪语写作，最早可追溯到1981年初的创作、二十多年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冷香斋》。

用沪语创作是上海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使作品鲜活起来，格调更贴近现实。不过，沪语具有相对的复杂性，一方面它是发展的、多变的，在同一时期表达相同的意思，用词不尽相同，比较多地吸纳外来词汇，有英语、日语、俄罗斯语，更多的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方言；另一方面，使用沪语需要过滤，一些低俗、晦涩、过时的词汇须去掉，保持叙述语言的气韵，免于庸俗。

我寻求沪语与普通话相融合的语言风格，在中篇小说《今生难说酒》中以“侬”的人称代词叙述，塑造了一个叫作武华宗的工人形象，他在60年的人生经历中遭受荣辱，但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刚毅性格、勇于奉献的执着，应该是那个时期工人形象的浓缩和典型。小说中的“侬”，改变了吴侬软语的审美趋向，在我心目中，上海并非表象的吴侬软语、儿女情长，掩盖在温婉细腻之下的是它的阳刚雄浑。小说中主人公在特定历史背景里表现出的独特，正是上海人的精神写照，他身上的众多细节，应该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肌理。

现代小说是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来的，它的人物塑造、故事结构、环境创设自成一体，值得借鉴。晚清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以叙述故事为主，行云流水自然流畅，细节信手拈来，人物含蓄耐读，到了20世纪初已经衰弱，淡出人们的视野。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晚清小说一度让我着迷，大量阅读这一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自身的创作。《海上四书》小说卷收入的后期作品，不似早期小说讲究冲突的场景和戏剧效果，渐渐地趋于平静和散淡，散文化地处理小说，更接近现实生活，符合生活的实际。这一转换可能与自身对生活的理解、生活实际发生的变化有关，平静的叙说成了后期创作的特点，较之激昂的表达要客观、真实、耐读了许多。这好像在写历史，却比历史理性的表达更加有血有肉，读到的是掩映在市井生活烟火气背后的思考，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深处，烙下的是时代印记、市民的心态变化和淡淡的伤感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