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女团长王泉媛：兵败祁连后落入魔窟，敌人打她打断了20根棍子

1939年3月初，祁连山脚下的寒意透骨。28岁的王泉媛趁夜色推开残破的木门，咬着牙，拖着满是血痕的身子潜出永昌城西门。已被囚三年，如今回身再望，她背后那道灰色城墙仿佛还在滴着旧日的屈辱。逃，一口气跑出黑暗，她才敢回想自己是怎样一步步走到这般境地的——三年前，她还是率领一千三百名女战士的红军女团长。

时针往回拨到1934年10月，瑞金。那时的王泉媛，24岁，少共中央妇女部委员，正参加会议，临时接到调令：返瑞金，随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跨上漫漫长征路。命令签发人是董必武，同去的12名女同志里，有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个个都是骨干。1934年10月下旬，她随大部队踏上征尘，肩上医药箱沉甸甸，前路更沉甸甸。

泥泞的湘江畔，她昼夜为伤员换药；乌蒙山纵横，她背担架也提枪。有人问：“泉媛同志，你不怕么？”她笑得爽快：“怕疼还当什么红军？”那一年冬天，红军转战贵州，遵义城里传来好消息——中央改组，红军走出彷徨。更意外的是，她在这里同王首道结为伉俪。喜事还没来得及庆贺，新的分歧在高原上发酵。

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两河口，却因北上南下发生争执。张国焘暗中掰队伍，王泉媛所在的中央纵队干部连被硬生生“划”给了红四方面军。从此，她的命运被推上另一条岔路。再回头，已难再见昔日首长与战友，这一别，就是苦难深渊的开端。

南下行军中，她顶着川西酷暑，被任命为川陕甘省委妇女部长。同屋的是康克清，两位女杰常在油灯下商量怎样动员妇女。康大姐经验老到，总说：“打仗靠枪杆子，做女人的心却得靠咱们去暖。”王泉媛听进心里，日夜奔走在乡村，既宣传又筹粮。一次，她用几袋珍珠米和彩布换回四十口袋玉米面，让正在断粮的贺龙喜得哈哈大笑，伸手把她脑袋夹到臂弯里打趣：“小鬼，你有两把刷子！”

1936年底，红二、红四面临血与火的抉择。西路军组建，王泉媛被任命为妇女独立团团长，与政委吴富莲搭档。俩人起初抗命，希望北上陕北“回娘家”，被推来推去后只得领命。团里千余名女兵，大多出自川康丝厂，虽握枪不久，却杀气腾腾。王泉媛干脆把战术课搬到河滩，趴、滚、卧倒、投弹，嗓音嘶哑也不停。她晓得，一旦上了前线，没人会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少开一枪。

1937年初冬，西路军西进受阻，腾格里沙漠边缘，寒风卷着沙石。为了掩护总指挥部突围，妇女团请缨守卢源口。阵地上，机枪声很快哑火。子弹打尽，众女兵跃出掩体，端着刺刀与敌军厮杀。刀砍，枪托击，尖厉呼喊在峡谷回荡。最终，零星突围的人影被漫天风雪吞没，部队化整为零，彼此失散。

王泉媛带着七八名姐妹和几个红小鬼在雪山草甸上兜转了一个月。断炊、夜寒，靠嚼树皮、啃草根吊命。大伙儿实在撑不住，硬闯进一排废弃窑洞想取暖，岂料晨曦一抹光映出门口冷枪——马家军骑兵封死了退路。

她们被押往永昌，关进一座荒废庙宇。马家军得知她是女团长，先逼写自首书，后强令“分配”给军官。王泉媛冷声回绝：“枪在谁手里，女人也是兵！”这句话惹怒了工兵团团长马正昌，他将她押到军营，棒击、鞭笞，二十余根木棍在她的背脊上折成两截，血花溅得满地。有人劝降，她回以一句：“要杀便杀，别啰嗦！”

三年囚笼，她把墙壁刻得满是记日的划痕。最沉重的一道，刻在1938年冬——吴富莲病亡，她跪在土炕边，手握着那具渐渐冰凉的手，悄声说了句：“我没护住你。”此后，她的心里只剩一个字：逃。

机会终于在1939年3月来到。马正昌部队调防，他忙于交接，警戒松懈。夜雨里，铁锁被撬，她披着破羊皮袄，顶风夺路。四天三夜，抓野蒜嚼雪粒，靠一口执念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办事员翻了翻花名册，面露难色：“泉媛同志，离队逾两年，程序得请示。”一句冰冷的答复，像再打一棍。她只收到五块现大洋和一句“自个想办法”。

1939到1942，甘、陕、川的山道上常见一个面容枯槁的妇人，靠讨饭、当短工，挨家寻访——盼的只是把自己重新交给党。一次，她坐在破庙门口，听见乡亲悄声议论“吉安那边解放区在办夜校”，心头蓦地升起火苗，掉头南返。几个月翻山越岭，终于在1942年盛夏，踏进家乡江西吉安的田埂。

家人惊喜之余，又怕战火再来，劝她“安心过日子”。她被迫嫁给农民刘高华，但骨子里的倔劲没变。抗战期在地方救亡会写标语、办纺线班；解放战争时，她成了解放区妇女主任，带妇女支前、缝军鞋、筹军粮。然而，一桩牵连使她再度被撤职。乱云飞渡，她心里始终记得在祁连山下失散的同志。

1962年，井冈山传来消息：朱德、康克清重返旧地。王泉媛立刻托人捎信，“我是泉媛，我还活着。”康克清接信，批复一句：“赶紧来见。”吉安地委很快将她迎至南昌。老首长一句“泉媛是好同志”胜过千言，她得以恢复组织关系。

1981年，全国妇代会会场，她一袭深色中山装，胸前佩着代表证。会后，她悄悄绕到北京几处老宅，想碰碰运气。有人认出这位当年西路军的“王团长”，热泪盈眶，她却只是憨憨一笑：“我就想来看看，没想到还有人记得。”

1985年，党龄从1949年补算，她拿到副地级待遇。可那几年最打动周围人的，并非她的军旅履历，而是院门口常见的几张稚嫩面孔——七个无人抚养的孤儿，都被她接到家中。老乡问：“图啥？”她拍拍孩子们的脑袋：“当年要不是老百姓救命，我还站得在这儿？”

2009年深秋，王泉媛安静地合上双眼。枕边，仍放着那本磨损得发白的旧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写满一个个熟悉的姓名：吴富莲、李伯钊、邓六金……字迹歪斜，却透着执拗。一生坎坷，未改初心，这位从瑞金走出的女团长，以己身苦难与坚守，为后人留下了另一种关于长征的注脚——那是女性在烽火岁月中独有的血和泪，也是永不臣服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