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王平去见毛主席，提出想改名字，主席问：你想改成什么名字

1936年12月的一天，陕北清冷的晚风吹得窑洞门口的油灯摇摇欲坠。王平披着棉衣，跟在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的身后，踏着松软的黄土地，走进了毛主席的住处。临行前的这场谈话，将彻底改变他此后半个世纪的名字，也让一段传奇拉开新篇。

落座后，汇报工作只是开场白。告一段落，毛主席端起茶碗，含笑望向王平：“还有事吗？”被点破心思的王平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小声说：“主席，我想改个名字。”这句话让屋内气氛顿时轻松，贺晋年忍不住抿嘴偷笑。主席饶有兴致地反问：“你想改成什么名字？”王平挺直腰板，答得干脆：“还是叫王平吧，取自《三国演义》里的那个镇北大将军。”毛主席哈哈一笑，提笔写下任命电文，“好，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名正言顺。”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更名。1907年冬，他出生在湖北阳新县一个贫寒农家，乳名“惟允”，字面温润，生活却并不温柔。母亲产后即逝，两个哥哥夭折，两个姐姐被迫做了童养媳，幼小的他靠一碗碗东拼西凑来的奶水活下去。穷苦与饥饿把孩子磨成了早熟的少年。十八岁，他在三溪口镇参加农会，摸到了信仰的门槛，也第一次听到“革命”这两个字的分量。

大革命失败后，阳新的山水被血色浸染。县委书记罗伟被五马分尸时，高声朗诵自己写的绝命诗，那股子视死如归的劲儿深深刺进王平的心。1929年春，他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总算在血雨腥风里拿到了一张小小的党证。此时的他，还叫“王惟允”。

进入红五军第五纵队后，部队多数是广东兵，广东连长念起“惟允”怎么也拗口。“干脆改名得了，”连长拍板，“就叫王明！”从此点名再无人讥笑，可新烦恼也跟着冒头——中央高层的“王明”以左倾路线臭名远扬，“同名”成了雪里埋刀。每到会议，同志们调侃“王明到没到”，让他满脸通红。张爱萍见状，递过一本《三国演义》，“书里有个王平，能征善守，何不学他？”于是才有了那天夜里对主席的那句请求。

改名的插曲并未耽误王平在战火中的猛进。长征途中，他率领的红十一团常当前卫，冲锋在娄山关，断后于大渡河；广昌保卫战更是顶住敌人重炮，两个营几乎打到只剩骨干，仍死守阵地。彭德怀称赞那是“政治工作做到枪口上”。这股子铁血顽强，后来伴随他横跨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个战场。

1937年春，红二十七军改编在即，军费却寥寥。中央真没银子，毛主席半开玩笑：“我一块钱也没有。”王平和贺晋年干脆自己想辙。富县城外，地方保甲主任凭借土围子囤粮牟利，还敢对红军开枪。王平顺势扣住话柄，说他“配合日寇”，勒令交粮。几番软硬兼施，粮食五百担，现洋五千块，全到手。电话里毛主席笑问能否上缴四千，王平忙着讨价还价，终还是交了三千，弥补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这一回合，军政双优的本色显露无遗。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的战场换成了政治舞台。先后出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委、志愿军回国后期政委、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总后勤部政委，前后二十余年，他几乎把军中所有关键的政治主官岗位都干了个遍。与张震、洪学智配合整肃后勤，他提出“后勤主官必须进入党委常委”，为此后的体制改革打下了钉子。这些安排看似枯燥，却关系到千军万马的吃穿用度，少一点心力都不成。

可别忘了他那股泥土味儿的朴素。1986年，阳新县为烈士修陵园，已经七十九岁的王平执意乘吉普回乡，站在碑前良久未语。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他摆手：“再看一眼，再记住他们的名字。”那一刻，老人没有上将的派头，只是个从穷苦孩子走来的幸存者，抬头望着那些牺牲者的名录，偶尔哽咽。

晚年，他常说，“我这辈子，一半是名字催的。”话里掩不住调侃，也透着知足。1998年2月8日黄昏，他在北京安然闭眼，享年九十一岁。守在床边的老战友刘杰轻声叹道：“老王，这回可真平了啊。”灯火掩映，人声低沉，身后却是半部军史里那抹不灭的“镇北大将军”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