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追随陈独秀，因此进入中共高层，陈独秀临终前执意与其断交

1942年初夏的重庆阴雨连绵，夜里十一点，江津几家茶肆的灯火还在摇晃。城南一间破旧客栈里，高语罕面前摊着《独立评论》那期遭围攻的油印本，蜡烛晃动，他的目光却一动不动。门外传来脚步声，伙计提醒：“高先生，雨大，早点歇吧。”他轻嗯一声，却继续在稿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注解——那是为陈独秀辩护的草稿。没人怀疑他会如此执拗；三十五年的追随，早把二人的名字紧紧系在一起。

时间拨回三十五年前。1907年，东京神田的高田马场，23岁的高语罕头一次听到一位安徽籍讲师高谈“民主”“民权”。台下一群留日青年还在窃笑，这个面容清癯的安徽人已结束演说，转身拂袖而去。高语罕愣在原地，心里只剩一个念头：一定要见见这位陈独秀。翌日，他拎着薄薄的译稿敲开陈独秀宿舍的门，两人自此相交，“同心而共济”成了日后通信里常出现的四字。

1911年武昌起义后，安徽独立。陈独秀被推为都督府秘书长，高语罕则出任新编“青年军”秘书长。两位同窗如今分掌文电、政务，一个提笔，一个调度，一并迎来了人生第一段权力体验。可是，北洋军阀复辟，安庆易手，两人旋即流亡上海。短暂的同僚生涯，反倒让情谊更加笃定。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寄去一纸短函：“世道将变，你可来助我。”高语罕坐夜车赶到上海，从此在编辑部与胡适、李大钊并肩。文章写累，他就同陈独秀去法租界小酒馆议论“德先生、赛先生”。不少读者只知“陈独秀主编”，却不知幕后那位瘦高的校对者正是高语罕。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两年后，高语罕在李大钊介绍下入党，党员序号不足五十，堪称“星火时期”的老兵。翌年奔赴柏林求学，读书之余频频撰文批判帝国主义，这段经历让他更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出路。

1925年回国，高语罕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课堂上，他一句“军人不是军阀的私兵”点燃热血青年，也惹恼蒋介石，被归入“黄埔四凶”。陈独秀对他调侃：“你骂人带劲，连我都自叹弗如。”高语罕却说：“师长铺路，我不过多走两步。”

1927年“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急转直下。此时，陈独秀因策略失误被中央免职，四面楚歌。高语罕没有回避，反而赴上海相伴，替他与外界往来、整理文件、照料家事。南昌起义前夕，他以“革委会”秘书身份穿梭于周恩来、叶挺之间，一度握有最敏感的联络口令。

1932年10月，因叛徒告密，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临行前，他握住高语罕的手：“孩子们托付你了。”高语罕应声：“必不负命。”从此，他常去看望陈妻潘淑珍，逢年过节必带油盐米面。那几年里，江南人都知道“潘家门口那位高个眼镜男”，却不知道他正是昔日中共高层。

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大局”名义释放陈独秀。二人先赴武汉，再退至江津。江津的冬夜冷，高语罕时常用麻布给陈独秀窗缝塞风。可惜局势并没转暖。1941年底，陈独秀连续在《观察》发表文章，对时局悲观论断，引起各派围剿。国民党宣传部门趁机点名：“幕后主使，高语罕。”

1942年3月29日，江津东门外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三十一周年集会。县长例行询问“尚有补充否”。就在大家以为仪式结束时，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拄杖上台，正是早年革命者朱庆澜。他提高嗓门：“陈独秀文章动摇军心，高语罕亦应负责！”台下哗然。有人跟着喊“打倒卖国贼”。会后谣言四起，说整场批陈大会的策划者另有其人，却偏把矛头指向高语罕。

消息传进陈独秀耳里，他怒不可遏，自觉受辱。肺病本就缠身，再添急火，病情急转直下。4月中旬，他托友人捎信：“请高某以后莫来。”这冷冰冰的句子像刀割断三十余载交情。高语罕再到陈宅，被婉拒。门内老佣唯有一句：“先生乏力，不便相见。”他立在青石板外许久，终究默然离去。

5月27日黎明，陈独秀病逝，终年六十二岁。高语罕闻讯，当夜从重庆赶来，披麻执绋，亲书挽联：“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葬礼上，他神情木然；离席时却俯身整理灵柩旁的一叠手稿，无人阻拦，也无人感谢。

遗嘱宣读那天，众人意外发现，陈独秀指定整理遗稿者唯妻子与子女，并未提高语罕。有人从旁煽风：“先生终究还是对你失望。”高语罕苦笑，没有辩白。至此，“陈高”二字再不能连书。

离别后的高语罕跌入长久的沉默。为了糊口，他在重庆靠卖文为生，稿费单薄；1944年甚至学说评书，到茶馆讲三国史料。台下有人问：“你讲自己与陈先生的往事可好？”他摆手，“旧事提它作甚。”

抗战胜利后，高语罕迁至南京，寓居清凉山下一处旧祠堂。胃病缠身，仍坚持整理自己留德时的译稿，想合成一本《德国社会思潮史》。1948年2月，病情恶化，他写下最后一行字：“书若未成，嘱后贤续之。”当月12日夜，他在油灯熄灭前悄然离世，享年六十。

有意思的是，他去世那天，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还在催他寄稿；上海一位旧友却送来几斤大米。生前心系宏论，身后竟只剩零星纸张。

世事翻覆，友情亦然。高语罕之所以被推入中共早期高层，不是因为能力逊色于人，而是与陈独秀那份相知、那份忠诚。可偏偏这忠诚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裂开了缝。若追问原因，大环境的阴霾、政治斗争的无情、旁人的挑拨都难辞其咎。遗憾的是，当事人再无机会坐下把话说清。

从1907年的东京到1942年的江津，两人之间的信任像一条被反复拉紧的弦，终被外力猛然扯断。陈独秀谢世后的挽联和遗稿，高语罕用尽全力去保存，却没能保存住那段私人的情谊。历史留给后人的，除了浩繁文件，更有无言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