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喜欢章泽天的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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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Privilege.

01.太像了 这一切太像了

章泽天在与刘嘉玲的播客里有一段相当有争议的话，她说自己在不丹徒步高山雨雾里看到一朵孤零零盛开的花朵，并为此留下了眼泪。

这段话本身并没有问题，一个人的情感诞生于外界事物的冲击下，无论是一朵高山上的花，还是一只路边的流浪狗，它当然都值得我们为之动容和流泪——但这段叙述却被很多人称为“此次播客最大的败笔”。虽然整场播客都算不上精彩，但这段可能在章泽天本人看来算是很不错的个人情感表达，却意外变成了大众口中的“尴尬”和“矫情”。

类似的状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去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作为哈佛大学百年来第一位中国女性代表的蒋雨融在毕业演讲中这么说道：“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女性买不起卫生巾，我也会感到贫穷；如果一个女孩因害怕骚扰而逃学，我的尊严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从未发起、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会随之死去。”

这番笼罩着全球主义和人文关怀的叙述，并未如蒋雨融预料的那番引发广泛的动容，反而在社交媒体上被直接地打上了“精英主义”的标签，被大众称为是“精英阶层的无病呻吟”。

章泽天本人没有错，蒋雨融当然也没有错——个体拥有表达自己观点和情绪的权利，但公开表达也必然意味着公开审判，当一种个体境遇和感悟实在是与普通人的生活和挣扎千差万别时，所有的动容都会被理解为矫情，所有的关怀也都会被误会为优越。倒不是因为大众本身太过苛责，而是从董袭莹到黄杨钿甜，中国社会近些年本就处于对“特权”的高度敏感阶段。当蒋雨融在毕业典礼上大谈“全球化”理念时，中国年轻人正为学区房、就业机会等现实问题挣扎；当章泽天分享不丹徒步时，网友却在评论区晒出“985毕业生送外卖”的辛酸案例。本质上，公众对蒋雨融、章泽天等人的反感，并非是因为结果的不平等，而是起始的不公。

在起始的不公上再去索取普通人的情绪价值，或者期待普通人的共情，未必太过奢侈。

不久前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位朋友分享，说自己如果发现关注的博主开始买房买豪车，或者开始分享一些看起来就非常昂贵的生活开支时，就不会想再继续关注下去了——这篇推文获得了将近4000多条评论，评论区大多都是赞同，因为普通人的生活太累了，累到不愿意再看到任何“靠努力触及不到的财富”，或者是“看起来毫不费力的财富”。

02.社会变了

社会的风向变了。

这样关乎“风气与态度”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猝不及防的——因为仅仅是在两三年之前，无论是娱乐圈还是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都还充斥着浓重的“金钱崇拜 ”之风。“娱乐圈豪门姐弟”“不出道就只能回家继承家产”彼时还是大众津津乐道的标签，“富家千金妆”和“纸醉金迷风”也依然高居社交媒体最受欢迎的滤镜排行榜前三，一个定位在“万柳书院”的中学生运篮球还能引来千万次围观甚至让大众在评论区化身“老奴”。

但也正是在这两三年时间里，光鲜亮丽的娱乐圈背后那些数字庞大到难以想象的资本游戏被一次又一次扯掉了遮羞布：最初是208万的郑爽，让208万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而后是入狱的吴亦凡、接连因为数额巨大到普通人根本无法设想的“偷税漏税”事件塌房的邓伦、薇娅等等。如果说明星在“金钱”上与普通人的差异巨大到已经让人麻木，那么2025年曝光的“董袭莹”，便成为压死大众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们的人生什么都有了，却还要动用特权来和普通人抢一个别人可能要努力小半辈子都无法接近的工作。”

普通人们在「特权」面前一无所有——资本和地位带来的巨大落差冲击了社会转型期摇摇欲坠的脆弱情绪。在整个社会内卷的大环境下，在粉丝们看来珍贵的「努力」和「美丽」放之于非追星群体那里仅仅是「好看」和「一点努力」而已。但明星和资本特权却能靠着这些远小于大众苦难的努力而直接获得正常人努力一辈子也得不到的阶层跨越，并且作为既得利益者还要站在大众的面前虽无炫耀，但尽显“炫耀”的说：“入编了！”（体制内男友与小镇做题家事件）“我很能吃苦”“我很接地气”（姚安娜）“799的袜子也能穿吗？”（张雨绮）“我在不丹徒步时看到高原上的一朵花，留下了眼泪。”（章泽天）

人们曾经乐于观赏这样的差距，但现在憎恶这样的差距。

因为过去几年的社会没带来什么别的，最多的就是普通人的「无力」和「生怕」：生怕花了明星一天工资却是自己一辈子收入的208万买来的房子烂尾、生怕一场重病让家庭走投无路、生怕仅有的一点投资暴雷跑路、生怕想吃上一顿新鲜饭菜的自己吃到预制菜、生怕在不知道哪个环节被“割了韭菜”而不自知、生怕不知道什么样的变故又会出现。而在生怕之中，渗透的是无力，因为普通大众根本无力应对任何的生怕，意外来临之时，没有钱、没有权力、甚至没有能力的大众只能像一个暴雨天没有伞的人一样，被从头到尾浇个透彻。

米尔斯在《权力精英》里写：顶层集团的资产积累和低层阶级的资源匮乏是并行不悖的——顶层越积累，底层越匮乏，因为权贵阶层们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及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客观机会，并越发自信且不害怕失败，所以她们可以去读4+4，可以去尝试播客，可以去拍戏，可以去考编；但与此同时，底层阶级的种种限制以及他们的身份地位所造成的兴趣和自信心的缺乏一样，害怕失败，且不敢声张。

好在互联网为这份“自卑”和“不敢声张”提供了足够的保护伞，甚至不仅是保护伞，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同为“普通人”的隐性组织。让每一个生活中遍布“生怕”，也经历过无力，只能对着空气挥拳的“普通人”能大大方方的、光明正大的说出：“不喜欢”。

“不喜欢”“没法共情”“很尴尬”“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大众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故事”，在这个注意力主导的时代里，大众注意力的资源可以聚焦在一朵被雨打湿的花朵上，但那朵花最好是盛开在人人都会路过的某个普通的路边，而不是不丹的高山上。

03.被剥夺的时间

如果我们再往下走一步，那么新的问题便会随之显现出来——普通大众对「资本」和「特权」的厌恶情绪从何而来？在厌恶时又为何只能“自卑”和“无能为力”，却无法做出更多有效反应？

因为「剥夺」。

大众在资本面前有强烈的被剥夺感，也正是因为「剥夺」的存在，让大众几乎不具备以个人或者小部分群体力量去撼动资本的能力。

当然马克思用的词要更难听一点，他把这种「剥夺」称之为是「剥削」，并直指资本财富积累的过程就是剥削的过程，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加班、缩短资本运作的周期、抢占生产资料与资源的方式极大程度的剥削劳动者以创造出剩余价值。而劳动者在「资本面前」本身就一无所有，既不具备生产资料，也不具备生产能力，故而只有通过卖掉自己唯一的财产——劳动力和自由来维持生活，像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样任劳任怨。

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考虑到今日中国社会环境中的资本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批判的资本虽有相似但本质不同，因此或许我可以巧妙的替 换一个字，用「剥夺」这个更温和的字眼，并在此逻辑下探讨 资本与 权力阶层，是如何 最大限度的 统摄了普通人的工作、 生活 、注意力、消费习惯、 生活方式，以此实现对 现代个体生活的全面浸润和接管。

第一层，一定是工作时的“物化”。资本在工作场景中剥夺的是人的思考能力与主体意识 ，就像“工位”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一般的讽刺——大企业中的位置是给工作的，而不是给“人”的，人被异化成了“零件”扔进了格子间，也被扔进了大企业工厂这架高速转动的机器中，变成抽象的数字，日夜不停的劳动。

第二层，是消费主义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全面接管。铺天盖地的直播带货和直播间里越发密集、越发诱人的话术创造出了一个个精美的泡泡，资本家门捧着半个世界前鲍德里亚和德波撰写的《消费社会》与《景观社会》熟读于心，并反过来将书本中批判的那些足以令人着迷的、美好的精神消费与景观幻想放进了手机屏幕又搬进了直播间。至此， 批评家的 批判成了资本家的武器，普通个体被剥夺了理性与需求、又被资本填满了“你想要”和“你必须”的修辞神话。

第三层，是一种价值观的碾压。普通人不仅要接受工作和消费主义的双重剥夺，还要去接受一套口号式的、但实际上又和我们的生活关系不大的价值体系：“世界主义”“环保经济”“生命的本质”“活着在于体验”等等。这些观点早就被精英阶层包装的极其精美，并以一种绝对“正确”和“必须理解和践行”的方式融入了我们的信息洪流，潜移默化地将她们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理想生活的样本”。

被剥夺者无能为力，只能在加班到深夜，看完80分钟的长访谈，无数次刷到“人生在于体验，去不丹徒步寻找那朵高山的花朵”等信息推送后，在互联网面具下说一句：

“她努力了，但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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