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起义军，本人自述称：当时我就不在南昌

一九四九年初冬，北平的琉璃瓦在晴光下闪着金色。六十岁的蔡廷锴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进城，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那天中午，他在中南海北门前回望紫禁城檐角，不由得想起二十二年前的八月，“南昌军声第一枪”掀起的惊涛骇浪。正是在那场风暴中，他做出了率第十师离队的决定，而关于“背叛”与“误会”的争论，自此再未停歇。

把时钟拨回一九二七年四月。北伐军连下城池，蒋介石却在上海举起屠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宁汉分裂倏然成形，血腥消息席卷各地。彼时的蔡廷锴在河南前线，刚凭硬仗捧回一纸嘉奖令，转眼却发现“同志”成了“嫌疑”。军人出身的他忽觉脚下的路陡然模糊，去向难测。

蔡廷锴生于一八九二年广东罗定贫农之家，十九岁偷跑到广州从戎。新军、护国、肇军，再到粤军，这位憨厚乡下子弟在战火中摸爬滚打，靠一条命换来师长肩章。他记述那段日子时说过一句自嘲的话：“十年提枪，混来混去，好像在雾里伸手找路。”可就在四一二之后，这条路被撕成碎片，他的迷惘与日俱增。

六月底，武汉政府发布“讨蒋”命令，第二方面军奉调东下。叶挺率第二十四师走在前头，第十师被归入其麾下。蔡廷锴对这趟行军颇多迟疑，却被战友关系牵着走。七月中旬，汪精卫召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实为扣押之计。叶、贺因叶剑英告警而婉拒；蔡廷锴是国民党员，没有人提醒他，他按电令赶赴庐山，在山上空等两天才获准返队。

八月一日清晨，南昌炮声震天。叶、贺率部起义，打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三方面军”旗号。第十师奉命随行，但师长仍在九江。等他匆匆赶到时，城头枪声已停，省政府大楼插上了红旗。刘伯承在楼梯口迎上来，冲他一抱拳：“蔡师长，来得正好。”蔡廷锴只得苦笑，此刻已成箭在弦上。

对于突然沦为“起义将领”，蔡廷锴始终踟蹰。信仰的隔膜是一面墙，他很清楚：自己从未加入共产党，顶多算国民党左派。更要命的是，第十师的营团长里红与白夹杂，“上面”只与少数党员打了招呼，大多数军官完全不知缘由。士兵们半信半疑，夜里围着篝火嘀咕：“咱这是打谁？回广东还是北上？”这种氛围，像旱季里的青草，一点火星就会燃。

八月三日，起义军按决定南下广东。前队是蔡廷锴的第十师。他边走边算：“再这样拖，非把弟兄们搭进去不可。”八月四日傍晚，队伍逼近进贤，他约29团团长张世德夜谈。“兄弟，部队不能再迷糊下去了。”张世德低声答：“师座，听你的。”简单十二个字，定下了后续的剧本。

天气闷热，行军缓慢。八月五日一早，蔡廷锴命30团在路边林子休整，又以“商讨南进部署”为名，把30团团长范荩等党员军官请到师部。门一关，岗哨上刺刀齐举。蔡廷锴沉声开口：“国共之争，利弊难辨。蔡某是国民党员，此番只求保存弟兄们的命。请诸位暂且停职，严守军纪。”范荩等人神色惨白，却也无力回天。

掌控三团之后，蔡廷锴掉头北上，趋向赣东北。起义军猝然失去五千精兵，仓促追赶无果，只得自认折翼。进贤分共成为南昌起义的重大裂口，士气跌落，伤亡与逃亡同时扩大。一个月后汤坑激战，起义军在敌之合围中溃退，兵力降到万余。倘若第十师尚在，战局或许另有变数，然而历史从不给人重来一次的可能。

关于那天的抉择，蔡廷锴留下过一段自白：“起义时我在庐山。待我驰还南昌，事已成，骑虎难下。扪心自问，与其迷失方向，不若领兵自守。”言辞平实，却难消外界“倒戈”“叛变”的指责。聂荣臻后来撰文反思：“对第十师掌控不足，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在他看来，这更像一次组织失误，而非单纯的里应外合。

历史的秋毫必须分明。蔡廷锴离队后，没有血腥迫害，共产党员被解除武装后，多数得以安全离去。其人归依旧部陈铭枢，不久转向蒋介石阵营，却很快因抗日立场又与蒋生隙，长城、闽变、西线抗战皆见其影。晚年投身和谈，是他“救国”一念的延续。

南昌起义失败的根源，更在于仓促起事、战略目标摇摆、后勤补给匮乏，以及同工农群众结合不深。第十师的出走固然雪上加霜，却不是决定性致因。正如中共党史所示，“劳师远征、谋求城市与出海口”，让革命武装深陷重围，才是致命缺点。

近代中国的路，每一步都踩在碎石上。不同政见者的选择，也受到各自立场、信息与时局的重压。蔡廷锴在进贤的突然行动，使起义军少了锋锐，却未能斩断革命的火种；相反，留在队伍中的24师、20师将士，后来在井冈山、在瑞金、在长征路上，续写了另一段篇章。

一九四九年的北平城头，冬日干冷。岁月已将旧日枪炮化为历史档案，但那句“当时我就不在南昌”，仍像一颗钉子留在史书页脚。评说功过，是史家的事情；而从广东贫农子弟成长为民族抗战将领再到新中国政协常委，蔡廷锴的人生曲线，本身就是近代中国那条迂回而顽强的救亡之路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