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偷藏了半块饼干：酒店清洁工与外国游客留下的朝鲜

凌晨四点，平壤还沉在睡梦中，金英淑已经起身了。

她摸索着穿上去年冬天单位发的工装——布料硬得能划破皮肤，袖口磨出了毛边。厨房里，她点燃一小块木炭，把昨晚的玉米粥热了热。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她特意多搅了几下，让沉底的玉米渣浮上来些，留给女儿美兰。

六岁的美兰还在熟睡，小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瘦削。金英淑凝视女儿片刻，从墙角的铁罐里摸出半块饼干，轻轻放在女儿枕边——这是前天外国游客落在酒店，她偷偷藏起来的。在朝鲜，酒店的清洁工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但面对女儿日益突出的肋骨，金英淑学会了在监视的目光下做小动作。

出门时，天刚蒙蒙亮。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金英淑拉紧衣领，加入了自行车的人流。从大同江边的宿舍区到平壤纺织厂，要骑四十分钟。路上，她经过仓田街新建的高层住宅——那些窗户里亮着温暖的灯光，据说住在那里的人每月能分到两公斤肉。

“英淑！”同事朴贞顺从后面追上她，压低声音，“听说今天有特别配给。”

金英淑的心跳快了一拍：“肉？”

“不知道，但车队昨晚进了厂区。”朴贞顺的眼睛在晨雾中闪着光，“也许是国庆节剩下的。”

她们到厂门口时，已经聚集了几十名女工。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盯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在朝鲜，工厂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生存保障——粮食配给、医疗、子女教育都系于此。而今天，关乎生存的或许更多。

七点整，门开了。女工们涌入车间前，先去了配给处。队伍很长，但异常安静。轮到金英淑时，窗口后的男人推出一小袋东西：500克玉米面、一小把干菜，还有——她的呼吸停住了——一块掌心大小的猪肉。

肉是冻硬的，肥肉部分占了大半，但在晨光中，它泛着珍珠般的光泽。金英淑的手指颤抖着接过那块肉，冰凉的触感让她确信这不是梦。她小心地把肉裹在手帕里，再放进最里面的口袋，紧贴着胸口。

车间里，纺织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金英淑负责监督六台织机，每天工作十小时。温度始终维持在十五度——为了机器，不是为了人。她的手指生着冻疮，在纱线上留下淡淡的血痕。

“你那块肉打算怎么吃？”午休时，朴贞顺凑过来问。

“煮汤。”金英淑不假思索，“美兰咳嗽一个月了，需要营养。”

“不给自己留点？你瘦得不成样子了。”

金英淑摇摇头。她想起去年冬天，母亲去世前的样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一场感冒就夺走了生命。母亲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说：“英淑，人要像草一样，根扎得深，再冷的冬天也能熬过去。”

但草也需要养分啊。

下午三点，车间突然停电了。在朝鲜，停电是常事，但这个月的频率特别高。女工们坐在黑暗中，没有人说话。寒冷迅速占领了车间，金英淑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微弱的光线中缓缓上升。

“听说农村更糟。”黑暗中，一个声音说，“我姐姐在江原道，她说孩子饿得晚上睡不着，抱着肚子哭。”

“至少我们还有配给。”另一个声音接道，“农村连玉米芯都磨粉吃了。”

金英淑握紧了口袋里的肉。她想起五年前，丈夫被派往非军事区附近修建基础设施，再也没回来。官方说是意外事故，但一起工作的人偷偷告诉她，是饿晕了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那时他们的配给被削减了三分之一，丈夫总把自己的那份留给她和美兰。

“人不是铁打的。”丈夫最后一次回家时说，“但我们是朝鲜人，我们的精神比铁还硬。”

黑暗中，金英淑流下了眼泪。她赶紧擦掉，怕被人看见。

晚上七点，天已经全黑。金英淑骑车回家，那块肉在胸口捂得温热。巷子里没有路灯，她凭记忆拐进自家那栋四层筒子楼。楼梯间的灯坏了三个月，她摸黑上了三楼。

美兰趴在桌上睡着了，作业本摊开着。桌上摆着两个小土豆——那是孩子的晚饭。金英淑轻轻摇醒女儿：“美兰，看妈妈带了什么。”

当那块肉出现在桌上时，美兰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妈妈，这是真的肉吗？”

“真的。”金英淑的喉咙发紧，“我们今天吃肉汤。”

烹饪的过程像一场神圣仪式。金英淑切下三分之一的肉——剩下的要留着，谁知道下次配给是什么时候。她把肉切成极薄的片，再剁成碎末。水烧开后，她先放入干菜和一点盐，最后才撒入肉末。香味弥漫开来时，美兰趴在锅边，深深吸气。

“好香啊，妈妈。”

肉汤煮好了，金英淑给美兰盛了满满一碗，自己碗里只有清汤和几片菜叶。美兰喝了一小口，眼睛立刻亮起来：“妈妈，你也喝！”

“妈妈在厂里吃过了。”金英淑说谎时，胃部传来一阵绞痛。

美兰盯着她看了很久，突然说：“妈妈，我们一人一半。”不等金英淑反对，她已经把半碗汤倒进母亲碗里，还仔细地分了几粒肉末。

那一刻，金英淑再也忍不住泪水。她抱住女儿，感到孩子肩胛骨尖锐的触感。美兰轻轻拍着她的背，像个小大人：“妈妈不哭，春天快来了。”

那晚，美兰睡着后，金英淑坐在黑暗中，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吃肉仍然是一种奢侈？为什么她的女儿，在首都平壤，会为了一碗肉汤而欢欣鼓舞？

窗外，远处的主体思想塔亮着灯光，像一支指向天空的火炬。宣传车缓缓驶过，喇叭里播放着歌颂领袖的歌曲：“我们无所羡慕……”金英淑想起工厂会议室里悬挂的标语：“苦难的行军已经胜利。”

她低头看看自己生满冻疮的手，想起口袋里剩下的那小块肉。也许，对普通人来说，苦难的行军从未结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凌晨，美兰的咳嗽又开始了。金英淑拍着女儿的背，感到那小小的身体在她怀中颤抖。她起身烧水，从珍贵的药包里取出最后一片感冒药——那是用三斤玉米面换来的。

“妈妈，我会死吗？”美兰突然问。

“不会的。”金英淑抱紧女儿，“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春天真的有更多吃的吗？”

“有，会有野菜，也许还有鱼。”金英淑说着自己也不太相信的话。

美兰安静了一会儿，轻声说：“那我要等到春天。”

金英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第一次允许自己承认：她害怕冬天。不是怕冷，而是怕寒冷会夺走她最后所拥有的。在朝鲜，冬天不仅是一种气候，更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需要调动全部勇气、智慧和运气才能度过的漫长考验。

第二天早晨，金英淑又在凌晨四点醒来。美兰还在睡，枕边放着昨晚省下的半块饼干。金英淑轻轻将饼干放回铁罐，为女儿煮了稍稠一点的玉米粥。

出门前，她看了一眼墙上丈夫的照片——那个微笑的年轻人，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金英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更好，但她知道，只要美兰还需要她，她就会在每个凌晨四点醒来，骑过寒风凛冽的街道，去争取一块掌心大小的猪肉。

在自行车上，她突然想起母亲的话：“人要像草一样。”金英淑现在明白了，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熬过冬天，而是在春天来临时，依然记得如何生长——尽管土地贫瘠，尽管养分稀少。

她的口袋里，那块剩下的肉还包在手帕里。那是希望，是承诺，是一个母亲能给予女儿的全部未来。在平壤的晨光中，金英淑蹬着自行车，汇入了为生存而奔波的人流。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揣着一小块肉，或一小把米，或一个简单的愿望：熬过这个冬天，迎来下一个春天。

因为在这个国家，普通人用一生学习一件事：如何在期待每顿饭都有肉的日子里，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