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凛冬里的肉香

柳真浩第一次在平壤火车站接到那个中国摄影师时，并没有想到这会改变他的一生。

那是1997年冬天，摄影师姓陈，背着巨大的行囊，眼神里有种柳真浩不熟悉的、自由的光。“我想拍普通人，”陈说，“不是纪念碑，是人。”

柳真浩本能地警惕起来。作为朝鲜国际旅行社最年轻的导游，他知道什么能看，什么不能。但陈没有坚持，只是默默跟随着官方安排的行程。

转机发生在第三天。前往妙香山的路上，他们乘坐的“和平”牌轿车在清川江附近抛锚了。司机修车时，陈举起相机，对准了公路旁一个蹒跚的身影——一个背着巨大柴捆的老妇人，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

“别拍！”柳真浩冲过去按住相机。

陈放下相机，却从背包里掏出一盒东西：“那就去帮帮她。”

那是一盒中国产的午餐肉罐头，铁皮在冬阳下泛着冷光。

老妇人的家在半山腰，是一座泥土和稻草混合筑成的房子，墙面龟裂如老人手背的纹路。屋里比外面更冷，唯一的火塘只剩灰烬。墙上领袖画像下方，贴着一排奖状，字迹已经泛黄。

“孙子在人民军，”老妇人用干枯的手抚摸奖状，“三年没回来了。”她说话时，嘴里呼出的白气迅速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

陈打开那盒午餐肉。当铁皮掀开的瞬间，柳真浩看见老妇人的喉咙动了一下——那是吞咽口水的动作，微小而迅速，却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上。

午餐肉被切成薄如纸的十二片。老妇人颤巍巍地取出珍藏的大米，煮了一锅稀粥。三片肉放在她的碗里，三片给客人，剩下的六片用油纸仔细包好，挂在房梁通风处。

“等孙子回来吃。”她说。

那天晚上回到平壤酒店，陈在电梯里突然问：“柳导游，你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

柳真浩愣住了。作为平壤市民、外交学院毕业生、旅行社干部，他的配给等级比普通人高。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上一次真正享受吃肉，还是六年前结婚那天。

“我们国家实行科学的配给制度。”他机械地回答。

陈看着他，眼神复杂：“你知道那位老人家，墙上奖状写着什么吗？‘劳动英雄’——1968年开垦滩涂时得的。一个劳动英雄，三十年后的冬天，为六片午餐肉眼含泪光。”

电梯门开了，陈走出去，又回头：“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他说，当年许多朝鲜战友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吃一口家乡的肉。”

房门关上后，柳真浩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接下来的行程变得微妙。陈不再提出格要求，柳真浩却开始看见曾经视而不见的东西——在宏伟的千里马铜像下，裹着单薄棉衣匆匆走过的行人；少年宫里弹奏伽倻琴的孩子们细瘦的手指；市场上用两只鸡换一袋大米的农民眼里的无奈。

行程最后一天，陈递给他一个小铁盒：“送给你的礼物。等回家再打开。”

铁盒很轻，外面用旧报纸包着。

柳真浩回到家时，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已经睡了。他坐在厨房里，打开铁盒。里面不是他猜测的什么违禁品，而是一盒胭脂——中国产的，纸盒上印着盛开的牡丹。

盒底压着一张纸条，是陈用歪歪扭扭的朝鲜语写的：“给我讲你母亲的故事。”

柳真浩的手开始发抖。

他的母亲，那个沉默的纺织厂女工，确实有一个关于胭脂的故事。1974年冬天，父亲从军队复员回家，带回一小盒中国胭脂——那是他用两个月的烟票跟边境巡逻兵换的。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涂上胭脂，脸颊泛起不真实的红晕，像严冬里开出的一朵花。

那年配给格外紧张，春节前，母亲把胭脂拿到黑市，换回了500克猪肉。年夜饭上，七岁的柳真浩第一次吃到那么多肉，而母亲的脸上，只剩下苍白。

三个月后，母亲死于肺炎。医生说，是营养不良导致抵抗力下降。

柳真浩把脸埋进手里。二十三年了，他第一次允许自己为母亲哭泣。

第二天送陈去机场时，两人在安检口握手。陈突然用中文说：“记住那盒胭脂。有些颜色，不应该从人脸上消失。”

柳真浩听懂了。他在外交学院学过中文，但一直装作不会。

1997年那个冬天之后，柳真浩变了。他开始在带团时“不小心”让游客看到一些东西——让车“恰巧”在偏远村庄附近抛锚，在官方安排的少年宫参观后“迷路”到附近的居民区。他学会了在严格遵守规定的同时，让那些愿意看的人看见。

2005年冬天，他接待了一个日本记者团。在元山附近，他特意绕路经过一个渔村。海边，渔民们正从破旧的木船上卸下寥寥无几的渔获。一个老渔民举起一条不到手掌大的鱼，咧嘴笑了，露出残缺的牙齿。

日本记者拍下了那张照片。后来柳真浩在国际杂志上看到它，标题是《朝鲜的笑容》。照片旁的文章写道：“在这个被封锁的国家，一条小鱼带来的喜悦，与其他地方盛宴无异。”

2011年，柳真浩被旅行社领导谈话。有人举报他“路线安排有问题”。他被停职三个月。那段时间，他常常走到大同江边，看着对岸的绫罗岛游乐园——那里有新建的过山车和摩天轮，平壤的孩子们在周末可以去玩耍。

而他的女儿，那年刚考上平壤外国语大学，最大的愿望是去看海。“元山的海，和照片上一样蓝吗？”她问。

柳真浩无法回答。他知道元山的海确实很蓝，但他更知道，海边那些渔民的孩子，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吃一顿饱饭。

2017年春天，柳真浩即将退休前，接待了最后一个外国团——一群中国大学生。他们充满活力，对一切充满好奇。

在开城参观完板门店后，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突然问：“柳导游，您觉得普通朝鲜人最想要什么？”

车里安静下来。其他游客假装看窗外，耳朵却都竖着。

柳真浩看着前方蜿蜒的公路，路两旁是刚刚开始耕作的农田。他想起1997年雪地里的老妇人，想起房梁上那六片午餐肉，想起母亲苍白的脸，想起女儿关于海的疑问。

“春天。”他说。

学生们疑惑地看着他。

“在平壤之外，”柳真浩慢慢地说，每个字都像从心底深处挖出来，“人们最期待春天。不是因为花开，而是因为冬天过去了。冬天很难熬，燃料不足，食物短缺，老人和孩子容易生病。而春天意味着可以耕种，意味着新的希望。”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也意味着，偶尔能吃到一点新鲜的东西。比如野菜，或者运气好的话，一点鱼。”

车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那个戴眼镜的男生最后说：“我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他说，当年很多朝鲜老百姓把最后一点粮食给了志愿军。他希望现在的朝鲜人民，每天都能吃饱饭。”

柳真浩点点头，看向窗外。田野里，已经有早春的野菜冒出嫩芽。

送走这个团后，柳真浩正式退休了。整理办公室时，他在抽屉最深处发现了那个铁盒——陈在1997年送给他的胭脂。二十年过去了，纸盒已经褪色，但牡丹花的图案依然清晰。

他打开盒子，胭脂还剩下一半，那抹红色在午后的阳光中显得格外鲜艳，像凝固的血，又像永不熄灭的火。

柳真浩忽然明白了陈当年的话。那盒胭脂从来不只是胭脂，而是一个提醒：在生存之上，生活还需要颜色；在温饱之外，人还需要尊严；在集体之中，个体还需要记忆。

他把胭脂放进口袋，走出旅行社大楼。平壤的街道宽阔整洁，远处传来少年宫合唱团排练的歌声。这座城市看起来完美无瑕，像一幅精心绘制的宣传画。

但柳真浩知道，在画框之外，在北方广袤的田野和群山之间，无数普通人正用尽全部力气，只为度过又一个冬天，迎接又一个春天。他们的愿望如此微小——一顿有肉的饭，一件暖和的衣服，一面能照见笑容的镜子。

而他自己，带着那盒永远不会用完的胭脂，终于可以停止微笑，让真实的皱纹在脸上肆意生长。那些皱纹里，藏着一个国家的冬天，和千万人未曾说出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