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七月的一天,滹沱河决口的浪头正漫向华北平原。赶到香河县的河北省主席杨秀峰反复叮嘱基层干部:“你们平常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别搞花架子。”午餐端上来是一锅糙玉米面窝头、两碗大锅白菜。年轻的县委书记张子明有些局促,杨秀峰却夹起一块窝头,蘸着咸菜慢慢咀嚼,“灾区老百姓能吃上这口,就不错了嘛。”话音不高,却让在座的人都有点脸红。
杨秀峰此举,在当时并不稀奇。他这个生于1897年的老教授、老游击队司令、老革命干部,骨子里带着读书人的倔强,也带着战场上练就的简朴作风。家世殷实,他却甘心“由洋到苏、再回到吕梁山”,从北平讲台一步步走进根据地枪林弹雨。1949年8月,他受命主政河北,放下了边区政府的担子,接过一省政务重任。
雨灾、复垦、剿匪、恢复工业,河北新政务处处摊上难题。一年多里,杨秀峰跑遍各地,最多的时候一双解放鞋不到三个月就磨穿。然而就在他和灾区群众“蹚水抢麦”的当口,天津专区里两位“明星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却悄悄在另一条轨道上狂飙。刘任天津地委书记,张任专区行署专员,资历深、来头不小,俩人皆是河北子弟,抗战中出生入死,解放战争立过大功。乡亲们曾拿他们当榜样,可进城两年光景,就成了“糖衣炮弹”最响亮的靶子。
1949年末到1951年间,正是百废待兴、财力拮据的时候。国家拨下来的治河款、救灾粮、干部家属口粮、兴修机场的专款,先后落进了刘张二人口袋。旧币一百七十多亿元,折算下来能买近两千万斤粮食。有人做过账:那是当年一个东北老兵换不到三十斤粮票的年代,这笔钱意味着五十万人可吃饱一个月。可刘、张却拿去建“招待所”、修“别墅”、供亲朋挥霍。天津专区里民怨渐起,先是干部含糊其辞地“打招呼”,后来索性匿名揭发,案卷像雪片飞到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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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代表们当面锣、对面鼓,把刘张的账目摊在台上。会场里针落可闻,一位代表拍案而起:“这不是普通贪污,这是掉队!”众声附和,情绪激动。省里随即向华北局、中央打电报: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研判来信后批示“应予核准”。1952年2月10日,保定公审会两万余人到场,行刑队枪声一响,刘青山、张子善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人们把目光投向河北省政府。毕竟,若没有监管缺位,再大的权力也难放肆至此。舆论压顶,杨秀峰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通篇近万字,他一句重过一句:“省政府对干部思想领导薄弱,为贪污留下空隙;对财务制度把握不严,为盗窃开了方便之门。”行文平实,却句句对己不留情。有人事后评价,那是“把脉也剖心”,少见。
究竟该让杨秀峰承担多大责任?当时的中央并未给出纪律处分,而是让他保留职务,随后又调任中央高教部。他的经历说明一件事:对重大贪腐案,惩处个人固然必要,更要追问制度与监督。刘、张利用的是时局初定、财务制度甫立的灰色地带;杨秀峰不得不为此埋单,正因为省政府在干部考察、财经审计、监督问责上漏洞百出。换句话说,个人品质滑坡是一面镜子,制度松懈则是背后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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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处理此案时,也把“以儆效尤”与“用人所长”两条线分得极清。1952年冬,高等教育部成立,马叙伦出任部长,杨秀峰任副手。仅一年后,他接过部长印信。外界不免惊讶:一个因“监管不力”遭点名的省主席,转身又主持国家高教大计?然而,毛泽东、周恩来看中的是他的学术根底与管理才能。对话里曾留下一句话——
“课程过厚,能不能砍掉一半?”毛主席语气平静。
“这恐怕要分步来做。”杨秀峰推了推眼镜。
寥寥两句,显出他务实的办学理念。后来,他采取“定点试验、逐步推广”的办法,先在唐山矿院、南京工学院试水;苏联教材拿来用,却不照抄,必须测土、测气候、测生产环境再改编。那种“先动小刀,再动大斧”的风格,被同行称作“杨氏节奏”。
1965年,他调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8年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1983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岁。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翻过一页,但那份检讨仍留在档案里。审视一省之长与两名区地干部的沉浮,不难发现:制度建立早一日,贪腐就难多生一寸;监管落后一时,糖衣炮弹便能迅速穿透最硬的革命履历。这一幕,至今仍给后人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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