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刘、张贪污案落下帷幕，河北省主席杨秀峰负有什么责任

1950年七月的一天，滹沱河决口的浪头正漫向华北平原。赶到香河县的河北省主席杨秀峰反复叮嘱基层干部：“你们平常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别搞花架子。”午餐端上来是一锅糙玉米面窝头、两碗大锅白菜。年轻的县委书记张子明有些局促，杨秀峰却夹起一块窝头，蘸着咸菜慢慢咀嚼，“灾区老百姓能吃上这口，就不错了嘛。”话音不高，却让在座的人都有点脸红。

杨秀峰此举，在当时并不稀奇。他这个生于1897年的老教授、老游击队司令、老革命干部，骨子里带着读书人的倔强，也带着战场上练就的简朴作风。家世殷实，他却甘心“由洋到苏、再回到吕梁山”，从北平讲台一步步走进根据地枪林弹雨。1949年8月，他受命主政河北，放下了边区政府的担子，接过一省政务重任。

雨灾、复垦、剿匪、恢复工业，河北新政务处处摊上难题。一年多里，杨秀峰跑遍各地，最多的时候一双解放鞋不到三个月就磨穿。然而就在他和灾区群众“蹚水抢麦”的当口，天津专区里两位“明星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却悄悄在另一条轨道上狂飙。刘任天津地委书记，张任专区行署专员，资历深、来头不小，俩人皆是河北子弟，抗战中出生入死，解放战争立过大功。乡亲们曾拿他们当榜样，可进城两年光景，就成了“糖衣炮弹”最响亮的靶子。

1949年末到1951年间，正是百废待兴、财力拮据的时候。国家拨下来的治河款、救灾粮、干部家属口粮、兴修机场的专款，先后落进了刘张二人口袋。旧币一百七十多亿元，折算下来能买近两千万斤粮食。有人做过账：那是当年一个东北老兵换不到三十斤粮票的年代，这笔钱意味着五十万人可吃饱一个月。可刘、张却拿去建“招待所”、修“别墅”、供亲朋挥霍。天津专区里民怨渐起，先是干部含糊其辞地“打招呼”，后来索性匿名揭发，案卷像雪片飞到石家庄。

1951年11月，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代表们当面锣、对面鼓，把刘张的账目摊在台上。会场里针落可闻，一位代表拍案而起：“这不是普通贪污，这是掉队！”众声附和，情绪激动。省里随即向华北局、中央打电报：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研判来信后批示“应予核准”。1952年2月10日，保定公审会两万余人到场，行刑队枪声一响，刘青山、张子善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人们把目光投向河北省政府。毕竟，若没有监管缺位，再大的权力也难放肆至此。舆论压顶，杨秀峰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通篇近万字，他一句重过一句：“省政府对干部思想领导薄弱，为贪污留下空隙；对财务制度把握不严，为盗窃开了方便之门。”行文平实，却句句对己不留情。有人事后评价，那是“把脉也剖心”，少见。

究竟该让杨秀峰承担多大责任？当时的中央并未给出纪律处分，而是让他保留职务，随后又调任中央高教部。他的经历说明一件事：对重大贪腐案，惩处个人固然必要，更要追问制度与监督。刘、张利用的是时局初定、财务制度甫立的灰色地带；杨秀峰不得不为此埋单，正因为省政府在干部考察、财经审计、监督问责上漏洞百出。换句话说，个人品质滑坡是一面镜子，制度松懈则是背后的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处理此案时，也把“以儆效尤”与“用人所长”两条线分得极清。1952年冬，高等教育部成立，马叙伦出任部长，杨秀峰任副手。仅一年后，他接过部长印信。外界不免惊讶：一个因“监管不力”遭点名的省主席，转身又主持国家高教大计？然而，毛泽东、周恩来看中的是他的学术根底与管理才能。对话里曾留下一句话——

“课程过厚，能不能砍掉一半？”毛主席语气平静。

“这恐怕要分步来做。”杨秀峰推了推眼镜。

寥寥两句，显出他务实的办学理念。后来，他采取“定点试验、逐步推广”的办法，先在唐山矿院、南京工学院试水；苏联教材拿来用，却不照抄，必须测土、测气候、测生产环境再改编。那种“先动小刀，再动大斧”的风格，被同行称作“杨氏节奏”。

1965年，他调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8年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1983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岁。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翻过一页，但那份检讨仍留在档案里。审视一省之长与两名区地干部的沉浮，不难发现：制度建立早一日，贪腐就难多生一寸；监管落后一时，糖衣炮弹便能迅速穿透最硬的革命履历。这一幕，至今仍给后人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