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取消奖金制度致工人积极性下降

1969年，中国北方的一个工业重镇。

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鸣，可那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间泄了气。

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掐着点上下班，手里拿着扳手，眼睛却不住地瞄向门口。

老师傅看着徒弟磨洋工，刚想骂两句，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只化成一句无奈的叹息：“干多干少一个样，再拼命也就这点死工资。”

这与咱们记忆中那个“宁肯少活十年，也要拼命大干”的火红年代，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究竟是什么，抽走了国营工厂里的那股“精气神”？

如果不翻开那些尘封的档案，咱们很容易掉进一个误区：以为那个年代的工人，光靠“主人翁”的精神力量，就能不知疲倦地连轴转。

可历史的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工资条和奖金表里。

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恰恰是国营企业激励机制发生“断崖式”崩塌的时候。

翻看学者李怀印等人的档案梳理，你会发现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彻底取消奖金，冻结定期调级。

这一刀下去，切断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劳动与回报之间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在之前的日子里，工人心里有本账：多干一件活，多拿一分钱；技术练好一级，工资就上一层楼。

但这套逻辑在60年代末被彻底推翻了。

这时候的工厂，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均主义”困局。

干得满头大汗的，和在墙角打瞌睡的，月底拿到的工资一分不差；技术精湛的八级工，和刚进厂的愣头青，在收入增长的预期上几乎看不到差别。

没了奖金，也没了超额奖励，连“劳模”的荣誉都不再和物质挂钩。

一位造船厂的车间副主任在回忆时说得特别直白：“原来干好了有奖金，现在没了，谁还愿意傻干？”

这种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年轻工人不再钻研图纸，因为技术升级换不来工资晋升；老工人不再抢着带徒弟，因为带好带坏一个样。

并不是工人们变坏了，也不是“主人翁”意识消失了，而是支撑这份意识的物质地基，被抽空了。

这就是60年代末最真实的写照：当“多劳多得”变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再响亮的口号，也难抵消人性的本能。

那么，这股“平均主义”的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刮起来的？

时间轴得再往前推，来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

那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

虽然奖金制度还在，但味道已经变了。

在一部分人的批评声中，计件工资和高额奖金被贴上了“助长个人主义”的标签。

于是，国家开始在工资改革中收紧缰绳。

奖金不再是奖励“超额劳动”的利器，而是变成了固定工资的“必要补充”。

这一变，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人人有份，奖金变成了“大锅饭”。

以前是“谁干得好奖励谁”，现在是“雨露均沾”。

奖励面大幅扩大，几乎每个工人都能分到一杯羹。

但这杯羹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激励你多干活的“胡萝卜”，而更像是一种普惠制的“生活补贴”。

第二，额度缩水，惩罚疲软。

“完不成定额扣奖”的规矩虽然还在，但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以前完不成任务是真扣钱，现在往往是象征性地批评两句。

第三，考核变味。

很多工厂把奖金的发放与行政考核、政治表现捆绑在一起，而最核心的技术指标和生产效率，权重反而下降了。

这时候，工人们的干劲虽然还没完全垮掉，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那个曾经紧紧咬合的齿轮，松动了。

一方面，50年代形成的劳动惯性还在；另一方面，国营工厂那只金光闪闪的“铁饭碗”，以及生老病死全包的单位福利，依然给工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安全感。

李怀印的访谈录里提到，除了极个别的极端年份，60年代的多数国营大厂并没有出现大面积“躺平”。

可是，工人再努力，奖金条上的数字也拉不开差距；你拼了命干，可能也就比那个磨洋工的多拿几块钱。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平均化，其实已经为后来彻底取消奖金埋下了伏笔。

它悄无声息地消解着工人们“多劳多得”的预期，直到最后，彻底熄灭了那团火。

如果要找回那团火最旺盛的源头，我们必须回到1950年代。

那是一个被现代人严重误读的“黄金时代”。

在大众的印象里，50年代是纯粹的理想主义，是“不计报酬”的代名词。

但档案告诉我们：恰恰是奖金制度最扎实、最有约束力的50年代，工人的干劲最足。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引进苏联工业模式的同时，也全盘引进了一套相当“硬核”的工资与奖金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干得好，真给钱；干不好，真扣钱。

那时的工厂，执行的是“计时+计件+超额奖”的组合拳。

一线工人的工资条，是一张精密计算的成绩单。

基本工资之外，计件工资是大头，超额完成任务还有额外奖励。

产量、质量，每一个指标都直接和月底的收入挂钩。

更厉害的是八级工资制。

这是一个让所有工人眼红心跳的晋升阶梯。

从一级工到八级工，每一级的跨越，不仅意味着技术地位的提升，更意味着基本工资和奖金基数的实打实跃升。

这种差距，极大地刺激了工人们钻研技术的热情。

为了从四级升到五级，大家抢着干难活、重活，下班了还要捧着书本啃图纸。

那时候的“劳模”和“红旗手”，含金量极高。

这不仅仅是一份政治荣誉，它往往伴随着一次性的大额奖金、工资调级，甚至是分房的优先权。

“面子”和“里子”的双重满足，让“多干多得”不再是一句空话。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1955年的太原钢铁厂（太钢）。

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切片。

那一年，太钢正在推广苏联的快速炼钢操作经验。

为了让苏联专家的技术真正落地，太钢没有只靠开会动员，而是祭出了“重赏”的大旗。

电炉炼钢部从全厂选拔了60位先进人物，分批列入“生产光荣榜”。

除了大红榜单的表扬，更震撼的是实打实的现金奖励——总计4600元（新币）。

这是什么概念？

平均每人分到了76.6元。

在那个大米只要一毛多一斤的年代，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是一笔足以改善全家生活的巨款。

不仅发钱，还送喜报。

车间宣传队敲锣打鼓，把喜报和奖金送到工人家里，让左邻右舍都羡慕得眼红。

在那次奖励中，表现突出的炼钢工王海清，因为创造了冶炼时间最短的纪录，直接享受了工资等级提升一级的待遇。

在这样的制度刺激下，工人们的反应是什么？

档案里记录了当时工人们的一句话：“努力干吧，只要能做出成绩，不怕领导看不见。”

你看，这就是50年代工人的真实逻辑。

他们当然有“主人翁”的豪情，但在豪情之下，是每个人都在心里噼里啪啦算得清清楚楚的一笔账：干好了，当月奖金拿着，年终奖拿着，劳模评着，工资级升着；干不好，废品率一高，事故一出，奖金直接扣没，分房、调级全部靠边站。

很多老工人在回忆那个年代时，总会脱口而出一句：“完不成定额，奖金要扣的。”

这句话里，藏着那个时代效率惊人的秘密。

把这三个时间段连起来看，一条清晰的“激励曲线”浮现在我们眼前。

1950年代，是“紧密咬合”期。

八级工资、计件工资、高额奖金，三位一体。

劳动投入与个人收益紧紧捆绑，工人的算盘打得响，机器转得快。

1960年代前期，是“逐渐松动”期。

奖金还在，但变成了“大锅饭”和“补贴”。

多劳多得的斜率变缓，工人的动力开始依靠惯性和福利维持。

1960年代末至70年代，是“彻底脱钩”期。

奖金取消，工资冻结。

劳动与报酬的链条被切断，干劲随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消退。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看着那些宣传画里挥汗如雨的身影，千万不要简单地以为那是“不要钱的干劲”。

那个时代的“主人翁精神”，之所以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是因为它从来不是空中楼阁。

它站立在一个赏罚分明、多劳多得的坚实地基之上。

50年代的工人之所以认真负责，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干好了真发奖金。

这并不折损那一代人的伟大，反而让他们显得更加真实可敬。

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养家糊口的凡人。

只有当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进了现实的饭碗，当“为国家多干一点”和“自己多拿一点”完美统一时，那种持续而热烈的劳动传统，才真正有了生命力。

一旦抽掉了这个物质基础，再响亮的口号，也终究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撑不起车间里长久的认真与负责。

信息来源：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志》，太钢志编纂委员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