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杜月笙告诉戴笠：在上海，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1927年冬夜，淞沪码头的雾气笼着黄浦江，江面汽笛声此起彼伏，一艘从宁波来的小轮船悄悄靠岸。船舷旁，一个中等身材、目光凌厉的男子紧了紧呢大衣——他就是刚从黄埔军校“半途而废”的戴笠。对外，他自称“戴雨农”，此时正踌躇满志地想在上海闯出名堂，却苦于摸不到入口。

戴笠自知错过了领兵打仗的风口。1926年考进黄埔时，他已经三十出头，比同学们大一轮。军事课上，他枪法一般，队列动作生硬，可一谈到谍报，他两眼放光。于是，未等结业证书到手，便借口“执行秘密任务”，悄然离校。接应他的，是黄埔五期学长胡靖安——这一年春天，胡靖安奉命来沪搜集情报，顺手把学弟带在身边。

然而，上海太大，人脉比枪更值钱。胡靖安自身人微言轻，能给的不过是一间简陋宿舍和几张名片。戴笠寄住在表弟张冠夫家，天天穿梭于公共租界的小弄堂，向各路人打听门路，仍像捞不到岸的浮萍。张家的女主人看他白吃白住，暗地抱怨，“这位大哥天天神出鬼没，也不知道正干什么正经事。”这样的气氛令戴笠坐立不安。

1928年3月，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公馆来了这位“不速之客”。杨虎当年曾在滇军里见识过无数血雨腥风，对年轻人的锐气颇能欣赏。他听完戴笠的自我推销，沉吟片刻，突然笑道：“雨农，你要想在上海布网，先得拜见一个人。”戴笠追问：“谁？”杨虎两手一摊：“杜月笙。”

那时的杜月笙四十出头，已经掌握“青帮三大亨”之首的地盘，黄金荣、张啸林都得给他让路。租界巡捕、法租界公董局、英美领事，都要看他面色行事。对杜月笙而言，白道与黑道只隔一张名片。杨虎不但替戴笠写了拜帖，还亲自作陪。几天后，一艘快艇载着他们驶入白渡桥旁的“云凤堂”码头。

挥手示意客人入座后，杜月笙先用眼角余光打量戴笠。檀香袅绕，茶杯冒着热气。杜月笙低声开口：“听说你是黄埔出来的，背后还有老蒋？”戴笠不慌，往前一步拱手：“只是求条生路，上海滩的风向，前辈最清楚。”一句话，一半敬畏，一半示好。杜月笙微微点头，伸手递过一张写着“法租界静安寺路八十二号”的卡片，“有事就打这个电话，找我或万墨林。”双方目光一碰：一个在黑暗中游弋的特务头子雏形，与上海滩最大的码头霸主，算是握了手。

结拜的仪式办得很快，却十分讲究。戴笠端起黄酒道：“三哥在上，兄弟雨农敬你。”杜月笙笑着接过，说道：“后生可畏，多来找我。”从此，上海滩多了一段流传甚广的“杜三哥”与“小瘦猴”故事。外人只看到兄弟情义，不知背后藏着更深的政治算计：杜月笙想借蒋介石这棵大树给自己的烟土生意加一层护身符；戴笠则需要青帮的信息网和码头、舞厅、巡捕间的关系来培养眼线。

1928年底，蒋介石在南京重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展开“清共”，上海成了前线。戴笠带着杜月笙输送的“小刀会弟兄”四处抓捕，凭此一役，他在老蒋面前刷足了存在感，被任命为“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从此，电话里一句“雨农到！”就能让法租界巡捕室暂时闭眼，或让一艘船悄悄靠岸。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一夕沦陷。杜月笙举家西迁香港，却仍暗中汇款、输送药品给国民政府下设的“忠义救国军”。戴笠此时已是军统局长，急需钱粮。他电告重庆：“月笙兄捐银两数十万，烟土走私利润全捐前线。”蒋介石批复四字：“重谊可嘉。”然而，山河破碎的年代，再厚实的人脉也抵不过炮火。上海沦陷，杜月笙在租界烟馆楼顶黯然望向外滩灯火，叹声：“活路难了。”

抗战胜利后，两位“兄弟”并未换来想象中的太平红利。戴笠1946年3月在南京紫金山坠机身亡，年仅四十九岁。梅兰芳戏里唱“天若有情天亦老”，唱尽了人情的冷暖。杜月笙在香港听闻噩耗，只淡淡说了句：“这人走得太快。”

失去靠山的杜月笙，本想靠与蒋家多年的情分自保。不料1948年夏天，金圆券改革来势汹汹，上海成为试验田。官价与黑市价倒挂，投机倒把横行，民心汹涌。蒋家需要“典型”，于是经济稽查大队直扑“中汇银行”“恒利烟行”，连杜家仓库也被贴封条。万墨林被带走盘问，青帮子弟群情激愤，杜月笙却知底牌已差不多出完，此局再难力挽。

为了自救，他当众抖出孔祥熙“扬子公司”囤金内幕，使得上海民众哗然，国民政府狼狈收场。街头巷里有人说：若戴雨农未死，或许会替蒋家去摆平“三哥”，可历史没有如果。1949年春，解放军渡江东进，杜月笙登上“威尔逊号”轮船离开上海，同行的，是当年那个给戴笠递电话号的老管家。

回头看这段关系，一头连着权力，一头连着江湖。1928年的那张纸片，只是上海滩风云的一角，却足以说明：在那个“枪声与爵士乐”并存的年代，电话线能比机枪更有杀伤力。杜月笙用“给我打电话”五个字，为戴笠打开了上海的门，也给自己日后埋下命运的伏笔。所谓江湖义气，遇到更高的政治洪流时，也往往随波逐流，转瞬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