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税收的“少”与“重”

作为历史博主，想要探讨一下明朝税收“少”与“重”的辩证关系，需跳出简单的税率数字对比，从制度设计、执行漏洞、时代变迁三个维度切入。以下结合《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及黄仁宇、梁方仲等学者研究，梳理关键线索，为写作提供框架参考：

一、明初“轻税”的制度底色与隐性成本

明朝的税收制度

1. 法定税率的“低姿态”

朱元璋以“元末苛政为戒”，确立田赋“三十税一”的基准（《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税粮2944万石，按当时8507万人口算，人均税负约346斤原粮，若以亩产2石计，税率实际接近5%（高于名义三十税一，因统计含官田重赋）。但需注意：

• 官田与民田的双轨制：

  江南官田税率可达“亩税一斗至三斗”（如苏州府），远超民田，形成“南重北轻”格局（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 实物税的隐性负担：

  农民需自行运输粮食至指定粮仓（如“民运”制度），运费往往数倍于税额，北方“九边”驻军所需粮草，更使山西、陕西农户承受“运费耗粮十之六七”的重负（《明经世文编》卷33）。

1. “重农抑商”下的工商税困局

江南纺织业发达，商业发展快

明初商税仅“三十税一”，但洪武年间商税收入仅20万两白银，不足田赋零头。这并非商业不发达，而是制度缺陷：

• 市舶司的政治属性：

  朝贡贸易主导下，市舶司以“怀柔远人”为目的，而非征税（如郑和下西洋期间免税）。

• 手工业税的变相征收：

  匠户制度下，工匠需无偿为官府服役，实质是劳动力税，如景德镇官窑匠户“岁役不止，饥饿困毙”（《明英宗实录》卷19）。

二、中后期税收的“温水效应”：从“加派”到“体系性失控”

明中后期军饷严重影响明朝税收

1. 正统至嘉靖：“合法加派”的常态化

• 军饷压力下的田赋加征：

  正统年间（1436-1449）因麓川之役，江南已出现“借支秋粮”；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后，为筹边防军费，每亩加银3厘，开启全国性加派先例（《明世宗实录》卷362）。

• 一条鞭法的“双刃剑”：

  张居正改革将赋役合并征银，看似简化税制，实则暴露问题：北方农民需卖粮换银，遇灾年“谷贱伤农”；地方官吏借“火耗”“秤头”等名目额外盘剥，如山东“火耗每两加一钱，实征一钱一分”（《万历会计录》卷1）。

1. 万历三大征与矿税监的“饮鸩止渴”

万历三大征导致明末税收走向异化

万历年间（1573-1620）税收矛盾激化：

• 三大征耗银1100万两：

  朝鲜之役（1592-1598）、播州之役（1600年）等战争，迫使朝廷“括内库、加商税”，如浙江市舶司关税从每年2万两激增至8万两（《明神宗实录》卷361）。

• 矿税监的掠夺式征收：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派宦官开矿征税，名义“十取其三”，实则“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明史·宦官传》）。临清、苏州等地爆发市民抗税运动（1599年、1601年），印证工商阶层已不堪重负。

三、明末三饷：压垮骆驼的“显性重税”与制度崩溃

1. 三饷加派的“数字震撼”

• 辽饷（1619年始）：

  为辽东战事，每亩加银9厘，年征520万两，较万历中期田赋（约400万两）增长130%（《明熹宗实录》卷21）。

• 剿饷（1631年）与练饷（1639年）：

  分别为镇压农民军和练兵，加派银280万两、730万两，三饷合计年征1530万两，超过崇祯朝正常岁入（约400万两白银）的3倍（《明史·食货志》）。

对比：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人均税银约0.05两，崇祯时期达0.3两，实际负担增长6倍，而同期白银购买力因美洲白银涌入已贬值约5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三饷”加派导致明末税收彻底崩坏

1. “重税”背后的系统性危机

• 基层治理的崩溃：

  崇祯年间“催科较督责之令，有甚于盗贼”（《明季北略》），州县为完成三饷任务，“严比钱粮，百姓有蓄十钱者，尽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导致“民有蓄十钱者，尽死”的极端现象。

• 税收结构的畸形：

  三饷几乎全摊派于田亩，而士绅凭借“优免”特权逃避（如江南士绅占田70%却免税），赋税进一步向平民集中，激化“贫富矛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四、辩证看待“轻”与“重”：制度性低效才是核心问题

手工业发展迅速

1.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视角

在《十六世纪中国明代财政与税收》中，黄仁宇指出：明朝税收“低而不均”，法定税率虽低，但缺乏弹性调节机制——丰年不增税备荒，灾年难以及时蠲免；同时，中央缺乏对地方财政的有效监管，胥吏“私加科派”成为常态，形成“朝廷取之州县者薄，州县取之百姓者厚”的怪象（《明孝宗实录》卷189）。

1. 横向对比的启示

• 与宋朝相比：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商税占比达40%，而明朝万历时期商税仅占7%，凸显明朝依赖田赋的单一结构；

• 与同时期欧洲相比：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积累财富，而明朝却因海禁和税收僵化陷入财政危机。

结论：重税印象源于“结构性痛苦”而非单一税率

明朝税收的核心矛盾，在于“制度性轻税”与“执行性重税”的撕裂：

• 前期：

  低税率伴随高隐性成本（运输、徭役），农民“虽有三十税一之名，而有百税之实”；

• 中期：

  加派常态化与管理腐败，使“轻税”逐渐滑向“温水煮青蛙”式的剥削；

• 末期：

  三饷加派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但根源是百年来税收体系未能适应社会变迁（如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展）。

明代的财政与税收

因此，“明朝重税”并非仅因三饷，而是制度低效、阶层矛盾、外部压力（如小冰期灾害、满洲威胁）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读者而言，这一议题的深层启示或许是：一个缺乏弹性与公平性的财政体系，即便名义税率不高，也可能因结构性缺陷引发系统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