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箱的金条从中国西北的黄土地上被装上飞机,飞向了遥远的中东。
而在飞机起飞的跑道之下,那片土地里,还埋着成千上万具连姓名都未能留下的白骨。
这黄金与白骨的主人,是同一个人。
这个故事,得从青海说起。
二十世纪初的青海,地图上是中国的一块地方,实际上是个独立王国。
在这里,中央政府的命令还不如一张废纸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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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算的,是姓马的一家人,人称“马家军”。
马步芳,就是这个家族里最狠的一匹狼。
他爹马麒是打江山的老手,靠着枪杆子和复杂的家族关系,把青海经营得跟自家的后院一样。
马步芳从小耳濡目染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马刀怎么劈、枪怎么响,还有权力这东西到底有多好使。
他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就一条: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规矩。
二十来岁,他就借着“平叛”的名义,在青海的玉树地区搞了一场大清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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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给他换来了实权,也让他尝到了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甜头。
从那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到1938年,他爹死了,哥哥也靠边站了,整个青海成了他一个人的。
军、政、财、教,所有权力都抓在他手里。
南京那边给他个“青海省主席”的头衔,他乐呵呵地收下,但心里清楚,在这片地上,他才是真正的王。
他统治下的青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老百姓被他搜刮得底朝天,财富像溪流一样汇入他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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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1936年的冬天。
一支不一样的军队踏进了他的地盘。
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多人,刚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个个又累又乏,身上的棉衣比纸还薄,枪里的子弹更是没几发。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也很重要:往西走,穿过河西走廊,到新疆去,打通跟苏联的联系,给当时的中国革命找一条后路。
但在马步芳的眼里,这支军队的到来,跟天塌下来没什么两样。
他才不管什么抗日,什么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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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逻辑简单粗暴: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带着枪进来,就是来抢我饭碗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打。
命令一下,他手底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像黑色的旋风一样卷向了河西走廊。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厮杀。
一边是马家军,骑着高头大马,吃得饱穿得暖,武器精良,而且是在自己家门口作战,地形熟得闭着眼睛都能跑。
另一边是红军,两条腿跑路,饿着肚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手里拿的常常是空膛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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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惨烈,现在的文字很难完全描述。
在古浪城下,红九军两千多人,几乎全部战死。
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和石头。
城墙被炮轰开一个口子,战士们就用身体往上堵。
师长王海清肠子都被打出来了,还捂着肚子继续指挥,最后从城墙上摔下去牺牲了。
在高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带着三千人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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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国民党军阵营里起义过来的将领,骨头比钢铁还硬。
马家军围着城打了九天九夜,攻不下来。
最后,马步芳想出了一个阴毒的招数:他们抓来几百头牦牛,灌醉了,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尖刀,然后点燃牛尾巴上的鞭炮,驱赶着这些疯牛去撞城门。
城破之后,董振堂和剩下的战士在巷子里跟敌人肉搏,打到最后一颗子弹,举枪自尽。
马步芳还不解恨,下令把他的人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最绝望的阵地是倪家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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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剩下的人被六倍于己的马家军围在一个平地上,连个像样的掩体都没有。
战士们就在雪地里挖坑,用冻土和战友的尸体当工事。
饿了就啃皮带、煮马鞍,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很多人的脚和鞋子冻在了一起,一动弹就是一片血肉模糊。
四十多天的围困,马家军的骑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雪地被血染红,又冻成暗红色的冰。
最终,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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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一千八百人出征,战死的有七千多,被俘虏的有一万两千多,只有几百人侥幸逃了出去。
那条本该通往希望的河西走廊,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坟场。
对于那些被俘的一万多名红军战士来说,战斗的结束,只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马步芳看着这些虽然衣衫褴褛、但眼神里还带着火的俘虏,心里没有半点对军人的尊重,只有一种要把这火苗彻底踩灭的快感。
他下达的命令,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算得上是罕见的残忍。
在张掖城外的戈壁滩上,马家军挖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沙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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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俘们被反绑着双手,一批批地推下去。
黄沙埋到胸口的时候,坑里还能听到有人在唱《国际歌》。
丧心病狂的马家军士兵,要么用刺刀往下捅,要么干脆往坑里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据后来当地的老人说,那几年,那片地方的沙子踩上去都是黏的,空气里总有一股散不掉的腥味。
就这样,超过五千名红军战俘被活活埋掉。
剩下的俘虏,命运同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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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有的被当成马家军练刺杀的活靶子,有的被活活冻死、烧死,或者被强迫去做苦力,直到累死。
而被俘的女红军战士们的遭遇,更是难以启齿。
她们被马步芳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像战利品一样瓜分,当作奴隶和玩物,遭受了无尽的凌辱和虐待。
时间快进到1949年。
解放军的炮声已经传到了兰州。
这位统治西北几十年的“土皇帝”,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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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像董振堂那样战死沙场,也没有选择为他的“马家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选择了逃跑,这是最符合他本性的选择。
在兰州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了后路。
他动用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飞机,把他几十年里从青海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金条、银元、珍宝、古董,塞得满满当当。
据说光黄金就有好几吨。
当飞机轰鸣着从兰州机场起飞时,他大概不会再看一眼脚下这片土地,也根本不会想起,这片土地里还埋着他亲手制造的无数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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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去了香港,然后辗转埃及,最后在沙特阿拉伯落了脚。
靠着那些沾满了鲜血的财富,他在异国他乡过上了极其奢华的生活。
住豪宅,开豪车,娶了好几个年轻的妻子,身边仆人成群。
1975年,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的一家医院里病死,终年72岁。
他死在舒适的病床上,得到了一个所谓的“善终”。
奇怪的是,几十年后,一些声音开始出现,试图重新描绘马步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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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虽然手段残忍,但在青海也搞了些“建设”,修了公路,开了工厂。
他当年在西宁为自己修建的豪华公馆“馨庐”,现在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在一些导游的嘴里,他甚至成了一个有魄力、有建树的“地方领袖”。
这种说法很迷惑人。
修了几条路,就能抵消几千条人命吗?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历史上很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狂人,是不是也能因为搞过一些基础建设而被“功过相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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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功”和“过”来简单计算的。
有些罪恶,是任何建设都无法掩盖的。
今天,人们可以去参观他的公馆,看看那里的奢华,但不能不知道,砌起那座公馆的每一块砖,都浸透着当年青海人民的血汗和河西走廊里红军战士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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