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最忙时身兼13个职务，四个秘书围着转，他自嘲：我被包围了

1963年3月初，川北阆中山地演习的指挥帐篷里，罗瑞卿匆匆在地图上画完最新袭扰线路，转身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拽走。副总参谋长在那头催问武器试验场进度，政工部来电又请他拟定全军学习雷锋的动员电文。两部电话几乎同时作响，身旁的秘书只得各接一部，生怕漏掉一句。罗瑞卿合上钢笔，苦笑一句：“看，又被包围了。”

那几年，罗瑞卿的名片要分好几摞才能写完：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前后加起来整整十三顶帽子。四名秘书每天一上班就把电报、电 话记录、急件和会议纪要分类摞好，按红、黄、蓝、白四色文件夹排成四列。罗瑞卿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掂一掂各列夹子的厚度，判断先啃哪根“骨头”。

过去，他并非天生的“多面手”。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中央决定设立公安部。周恩来把罗瑞卿从华北战场“调”进城。“毛主席点了你的名，公安部长非你不可。”罗瑞卿本能地推辞，心里惦记的还是继续南下。当天夜里，他到香山向毛主席汇报。主席一句话堵死了退路：“国家都要建立了，你还想扛枪？没有人来管北京行吗？”于是，四十岁的他脱下戎装，换上灰呢制服，接过了新中国最先要稳定的那座城市。

北平当时烟馆、赌档、暗杀团暗流涌动。罗瑞卿给自己立了条纪律：十天之内摸清底数，一个月初见成效。他连夜调兵遣将，分设片区，实行武装巡逻与群众联防并行。有人问他目标是啥，他只说八个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半年后，统计表上各类案件下降七成，连外国记者都感叹“这座老城安静得出奇”。

安定只是开端。要让警务走向现代化，队伍得先脱胎换骨。罗瑞卿从“人民”二字发想，正式提出“人民警察”的称谓。他反复提示基层民警：“先敬礼，再执法。”一次路过长安街，他看见警察推翻小贩菜车，立刻上前制止。警察不识领导，推了他一把。他没动怒，只让秘书悄声提醒：“这是罗部长。”对方当场脸色煞白，连连认错。罗瑞卿却意味深长地说：“别怕我，怕群众。”

1959年9月，他调离公安部。告别会上，他数了数桌上摆着的十余本工作笔记：“十年打基础，功劳是大家的。今后要做得更好。”说完转身投入新的岗位。那一年，他同时负责国防科研、作战训练、军委秘书等要务，调度电话夜半响起已成常态。四名秘书轮班值宿，仍旧跟不上他的节奏。有人揶揄：“罗总长这是自带参谋部。”他哈哈一笑：“人多心齐，才顶得住天大的事。”

1962年，沈阳军区报告了一位普通战士雷锋的事迹。大多数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宣传，罗瑞卿拍板：“这颗螺丝钉比任何大词都能打动官兵。”他亲自写下“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要求《解放军报》连夜开设专栏，把学习雷锋化为常态训练的一部分。翌年，全军“比困难、学雷锋”蔚然成风，投弹、射击成绩迅速蹿升，多支部队从此冒出“尖刀连”“硬骨头六连”之类的新典型。

繁重的公务并没让他放弃对毛主席安全的警惕。1956年广州视察，主席兴致勃勃提到“湘江、珠江、长江都要下水游一回”。罗瑞卿心里敲鼓，直言不讳：“长江水急，我担不起责任。”主席当场沉了脸：“你我是朋友，你得帮我而不是拦我。”这一回，罗瑞卿只能退而求其次，派潜水员潜伏水下，岸上布满快艇。有人看见他赤脚站在江边，满头大汗，嘴里还念叨：“可别出事。”那天清晨，主席顺流畅游三千多米上了岸，兴致极高，把浴巾往他肩头一披：“放心吧，我会游得比你老罗久。”

进入六十年代中段，国际形势趋于紧张，东南沿海防务压力陡增，西北导弹试验场又在紧锣密鼓。罗瑞卿每天往返于军委办公厅、酒仙桥试验基地和各大军区，火车上批文件，飞机上圈要点，车里听汇报。一份统计表显示，他一年行程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两圈半。有人打趣：“罗总长算是把时间当子弹用。”他摆摆手：“子弹打光还能补，时间补不回来。”

1975年，在经历风雨后，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仍旧热情不减。腿部旧伤复发，医生让他少站，他却常常拄着拐杖在图板前指划防务态势。秘书提醒他注意休息，他只回答五个字：“先把事办了。”一年冬夜，他批完文件，抬头一看窗外已是凌晨三点，灯下的白发映着公文纸，显得格外冷峻。

1978年春，他远赴西德做膝关节手术。术后突发心肌梗塞，生命定格在六十七岁零七个月。病房里，陪同的罗箭听到父亲最后一句话：“告诉他们，文件还在箱子里。”半生忙碌的军旅，从未离开岗位半步。

罗瑞卿留下的，不只是十三个职务的传奇数字。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城市清平，到“学习雷锋，人人自觉” 的军营风貌，再到国防科研跨越式的起步，都浸透着他的责任感和执行力。军中流传的一句话，至今颇有分量：“只要罗长子还在，就能睡个安稳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