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罗莎·卢森堡斩开斩杀线

罗莎·卢森堡生活在欧洲资本主义面临非常严重危机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对这个危机的回应。

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必定会爆发总危机，理论依据就是她根据自己对当时各国现实观察写的《资本积累论》，简单来说，她的核心问题是在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如何实现无限的积累，受压制的工人消费（工资）加少数资本家的消费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吸纳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那就是产能过剩，要变成利润变成财富部分商品放在仓房里吃灰，那这循环无法一直玩下去，所以资本主义无限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动力从何而来？显然需要一个外部市场提供额外的需求，并供给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等要素。简单来说，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需要外部，需要星辰大海。对应到当时的现实就是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通过殖民、战争、资本输出等方式争夺侵占非资本主义地区，是波澜壮阔或者说非常血腥残暴的。

从内部看，不这样就要内爆，资本家被迫为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为了一串数字去奋斗，但是这串数字是他们世界的中心，关乎生死存亡。

卢森堡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摆在眼前的就是简单的两条路，“社会主义或野蛮”。社会主义首先在欧洲东边的俄国开辟了生存空间，苏联诞生在了这样的背景中，但苏俄社会主义的成功并不完全符合卢森堡的设想，当时的卢森堡并不十分注重领导权的问题而强调自发性和群众民主，反对官僚指令和计划，而这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因为她理想的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总崩溃的基础上。

苏联的存在是伟大的，但是作为一场社会实验和解决方案，它没有超出它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对此已经有很多具体的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下，对生产指标和需求进行估算和匹配方式有很严重的问题。一则是市场信号缺失，无法反映供求关系和社会偏好，二是，企业缺乏自主调整能力，效率低下、运行僵化，兜底性的预算软约束限制了自发性，这就相当于自废武功。那个时候苏联研发了很多前沿性、创新性技术，但是都没有得到商业化应用，没有形成新的产业模式乃至自下而上去更新整个体制的运行模式，因为在基本需求满足后，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个人都缺乏相应的动力。

而美国则不同，由于市场机制的存在，美国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都像打过鸡血一样，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去将技术变现，去压低成本、改善体验，去将利润投入下一轮竞争（或者巩固自身优势地位），个人电脑等技术的民用化商业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如果用一种表面的实证的思路总结，这似乎说明，计划经济更适合集中处理以民族、集体为单位的存在的危机局面，以个人为单位处理更稳态的矛盾，但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需要以危机化个体为自己的存续条件。

此外，西方阵营不仅财富存量更多，分工体系也要更大，规模更大的全球性的分工体系的优势显而易见，不单是所谓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统治体系，能够牢牢锁定利润的大头，为资本主义核心国创造了庞大而持久的 外部”，延缓了卢森堡所预言的因外部耗尽而导致的总危机。文化、审美、身份等符号性的东西拓展了人的自由度和流动能力，消费主义对欲望的开发则开辟了资本积累的新的外部空间，于是文娱等以快乐（也包括痛苦）为中心的活动成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吸纳民众的内在的不安、破坏性。

支撑着欧美进行如此的自我改良的是资本主义的伟大发明，也就是信用创造机制，主要的表现就是主权货币，而这恰恰是苏联所不具备的绝世武功。

简单来说，主权信用的本质，是把未来可预期的收益纳入当下的生产体系。通过中央银行、国债市场和商业银行网络，可以将尚未实现的劳动与税收折算为可立即动用的购买力，从而让无数主体进行更精细化、体系性的操作。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能够不断的回归到现在，转换成摆在每个人眼前的一系列可预期可操作的选项，转换成每个人的自发行动，从而撬动未来的更大的收益。

卢森堡没来得及看到的这个外部就是未来，美国斩杀线对应到欧洲模式就是现在借债发福利，将当下的结构性矛盾用债务的形式向未来转移。在卢森堡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少数国家的先发优势结结实实转化为了货币信用、知识产权、掌握全球贸易关键节点的跨国企业的股权等制度化的控制力。这依然是一个维持空间性的不平衡的系统，少数人占便宜、多数人吃亏的系统。在这种游戏中，少数人能够通过更少的劳动换取到更多的生存优势，大多数人通过更多的劳动换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更少，现代金融与技术手段只是让财富剪刀差的逻辑更加隐蔽、效率更高，它能操作预期，但是不能凭空造富，财富来自人，来自牺牲所有人的全部的潜能所能实现的有序度。

规则不是天然的，是由最强者维系的。当非资本主义外部面临枯竭，未来收益的折现能力日益跟不上现实的危机的发展速度，未来和过去向内塌缩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避免整体性崩溃，全球化支配者们要更加倚重国家这个工具进行重构，中心国家必须要保住的是制定规则的控制力，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全球化阶段的主导权，这也是美国正在做的，基于新的形势重构自己的优势，重新进行布局。

传统的、不良的资产是亟需出清的，边缘是可以牺牲的，过去的盟友是要为新格局让路的，过去的外观是可以拆掉的。所以我们看到欧美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倾向在扩大，看到近些年好莱坞电影的吸引能力也越来越弱，内核还是旧故事。

规则失败不是因为道义标准崩塌，不是因为霸权国放弃自我克制，而是因为它决定性地不利于另一些人。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通过债务和信用把未来可预期的财富折算到当下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外部，今天所有的收益都可能是以未来为抵押的。

斩杀线下的个体实际上被迫用自己的劳动和生活可能性为系统兑现最终被少数人占有的收益。这种方式将未来和集体的潜力制度化变成当下可操作和支配的资源，但层层向下压缩底层的自主性和生存空间，这种不平衡正在全世界造成越来越多的悲剧性现象。

或许，旧全球化使命已经完成了。

在一百多年前，卢森堡和当下人们的关注点并无不同：人类如何为自己赢得和平、赢得充满希望的未来，她那时候面临的问题“社会主义或野蛮”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野蛮意味着在面对危机时优势者轻易用破坏性、残酷的方式自我出清，单方面将代价、风险无限下移。而这个社会主义不应是一种教条的僵死的模式，而应是在内部包容并驯化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组织模式，换言之，是从底层直至整体的力量的制约与平衡，是对竭泽而渔逻辑的逆转，最终是群众对生活和组织生活的规则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