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溥仪在华清池洗澡摔倒，沈醉笑道：1000多年前白居易就警告了

1964年9月22日一早，北京西长安街边的机关招待所门口停着两辆苏式大客车，雾气氤氲中，一群“特殊旅客”提着粗布行李上车。

队伍里，年近六旬的溥仪揣着一只旧皮包，脚步比往日轻快。车门口的沈醉拍拍他的肩：“这趟去西安，再到延安，看看新世界的模样。”溥仪点头，只说了句，“早就想见识。”声音有点发颤，却透着期待。

五年前的冬天，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命运宣判。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送到，他的身份从“甲级战犯”变成“北京市民”。同月，他在东城派出所登记户口，写下“爱新觉罗·溥仪”时，钢笔尖抖了好几下。

1961年春，按照周总理的安排，溥仪被正式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每天的任务不外乎“写稿、看稿”，工资一百元，足够过日子。他常自嘲：“我这辈子头一回靠工资吃饭。”

同在一间办公室的还有杜聿明、沈醉、溥杰等人。开会时，申伯纯轻描淡写：“从前你们分属不同阵营，如今同事一场，写好各自的旧账，也是为新中国尽力。”屋内先愣后笑，气氛慢慢活络起来。

年头一过，国务院通知：组织特赦人员赴西北参观。大家最盼的便是延安，毕竟那里写就了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电报。车厢里，沈醉递给溥仪一支搪瓷水杯：“末帝同志，头一回坐硬卧，习惯吗？”溥仪捧着杯子，认真地学人拧紧杯盖：“习惯，和当年火车专列比，更踏实。”

抵达延安后，一行人挤进窑洞，壁炉里松枝噼啪作响。讲解员说，这里曾汇聚全国的希望。溥仪在毛主席旧居门口凝望良久，自言：“当年我在长春做傀儡时，没想到这里点着灯。”

结束延安行程，车队南下西安。9月尾的古城夜雨初歇，骊山云雾缭绕。翌日晨，众人步入华清池。导游介绍“贵妃池”时，溥仪半信半疑：“真有杨贵妃洗过的味道？”沈醉坏笑：“下去泡泡就知道。”

华清池不大，室内蒸汽弥漫。溥仪与沈醉先行入水，方才迈下石阶，溥仪脚底一滑，“哐”地坐进水里，溅起一片暖浪。沈醉急忙搀扶，见他面露尴尬，便揶揄：“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提醒过你，可倒好，还中招。”

“他什么时候提醒我了？”溥仪揉着腿骨，瞪大眼睛。沈醉清了清嗓子，背起《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说完哈哈大笑。溥仪先是愕然，随即也笑，笑声在拱顶下回荡，水汽里像是飘着唐宫旧梦。

这短短一幕，却透出身份剧变后的心理写照。昔日九五之尊，如今跌坐在大众浴池，痛感石阶冰凉，却能被一句诗逗得开怀。从跪迎万岁的臣民，到听得一首唐诗会心，溥仪走了多远的路？

时针拨回1945年8月。长春机场，溥仪仓惶登机，妄图随日军逃往日本，被苏军拦截。上车前，他对弟弟溥杰低声说：“若回国，前途莫测。”三年后，他被押返抚顺。列车停靠沈阳，看到秩序井然的迎接队伍，他以为是“最后审判”。

与想象不同，东北局在会场摆了热茶，主席台上高岗和李富春语气缓和。那天的“政治学习”让溥仪第一次听到“悔罪改造”四个字。他心里打鼓，却也暗生好奇：不杀，还能怎样？

十年改造，从背诵满清祖训到阅读《新华日报》，溥仪慢慢学会了填劳动生产大表，主动扫厕所，给战友洗衣服。1954年冬，他第一次写下检讨，承认自己“成了民族罪人”。那张稿纸后来被他贴在床头。

特赦后，社会并未把他与常人区别对待。领选民证那天，他排队投票，街坊指认：“那人就是末代皇帝。”“哪儿像啊，一身旧棉袄！”窃窃私语里，他低头将选票投入箱口，眼圈突然红了。

文史专员室生活并不轻松。老将军们写回忆录，史料对不齐就吵得面红耳赤。沈醉说川军番号，杜聿明说桂系部署，两人大拍桌子；溥仪端着茶，说一句“据我宫中档案”，把两位劝得哈哈笑。

工资发到手，他仍搞不清饭票菜票。食堂阿姨看不过去，把票按颜色叠好递回：“溥先生，白的米饭，绿的二荤一素。”“谢、谢谢。”他抿嘴偷乐，俨然菜场小白。

旅行团离开西安，经郑州到洛阳。鞭炮隆隆的拖拉机厂里，红旗招展，溥仪对轧钢声发呆——那是他从未想象过的工业中国。沈醉低声说：“要是还握着皇位，你觉得能听到这声音？”溥仪摇头，不语。

十月初，他们回到北京。汇报会上，溥仪最后一个发言：“在华清池差点摔破头，才知温泉水滑；在延安看石窑，才知道路不滑。过去我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今疑虑已消。”话音不大，却字句分明。

台下静默片刻，随后掌声起伏。那掌声不是献给昔日的皇帝，而是留给一个彻底改变了命运的人——也留给改变他命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