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22日一早,北京西长安街边的机关招待所门口停着两辆苏式大客车,雾气氤氲中,一群“特殊旅客”提着粗布行李上车。
队伍里,年近六旬的溥仪揣着一只旧皮包,脚步比往日轻快。车门口的沈醉拍拍他的肩:“这趟去西安,再到延安,看看新世界的模样。”溥仪点头,只说了句,“早就想见识。”声音有点发颤,却透着期待。
五年前的冬天,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命运宣判。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送到,他的身份从“甲级战犯”变成“北京市民”。同月,他在东城派出所登记户口,写下“爱新觉罗·溥仪”时,钢笔尖抖了好几下。
1961年春,按照周总理的安排,溥仪被正式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每天的任务不外乎“写稿、看稿”,工资一百元,足够过日子。他常自嘲:“我这辈子头一回靠工资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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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一间办公室的还有杜聿明、沈醉、溥杰等人。开会时,申伯纯轻描淡写:“从前你们分属不同阵营,如今同事一场,写好各自的旧账,也是为新中国尽力。”屋内先愣后笑,气氛慢慢活络起来。
年头一过,国务院通知:组织特赦人员赴西北参观。大家最盼的便是延安,毕竟那里写就了许多决定中国命运的电报。车厢里,沈醉递给溥仪一支搪瓷水杯:“末帝同志,头一回坐硬卧,习惯吗?”溥仪捧着杯子,认真地学人拧紧杯盖:“习惯,和当年火车专列比,更踏实。”
抵达延安后,一行人挤进窑洞,壁炉里松枝噼啪作响。讲解员说,这里曾汇聚全国的希望。溥仪在毛主席旧居门口凝望良久,自言:“当年我在长春做傀儡时,没想到这里点着灯。”
结束延安行程,车队南下西安。9月尾的古城夜雨初歇,骊山云雾缭绕。翌日晨,众人步入华清池。导游介绍“贵妃池”时,溥仪半信半疑:“真有杨贵妃洗过的味道?”沈醉坏笑:“下去泡泡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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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池不大,室内蒸汽弥漫。溥仪与沈醉先行入水,方才迈下石阶,溥仪脚底一滑,“哐”地坐进水里,溅起一片暖浪。沈醉急忙搀扶,见他面露尴尬,便揶揄:“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提醒过你,可倒好,还中招。”
“他什么时候提醒我了?”溥仪揉着腿骨,瞪大眼睛。沈醉清了清嗓子,背起《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说完哈哈大笑。溥仪先是愕然,随即也笑,笑声在拱顶下回荡,水汽里像是飘着唐宫旧梦。
这短短一幕,却透出身份剧变后的心理写照。昔日九五之尊,如今跌坐在大众浴池,痛感石阶冰凉,却能被一句诗逗得开怀。从跪迎万岁的臣民,到听得一首唐诗会心,溥仪走了多远的路?
时针拨回1945年8月。长春机场,溥仪仓惶登机,妄图随日军逃往日本,被苏军拦截。上车前,他对弟弟溥杰低声说:“若回国,前途莫测。”三年后,他被押返抚顺。列车停靠沈阳,看到秩序井然的迎接队伍,他以为是“最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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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想象不同,东北局在会场摆了热茶,主席台上高岗和李富春语气缓和。那天的“政治学习”让溥仪第一次听到“悔罪改造”四个字。他心里打鼓,却也暗生好奇:不杀,还能怎样?
十年改造,从背诵满清祖训到阅读《新华日报》,溥仪慢慢学会了填劳动生产大表,主动扫厕所,给战友洗衣服。1954年冬,他第一次写下检讨,承认自己“成了民族罪人”。那张稿纸后来被他贴在床头。
特赦后,社会并未把他与常人区别对待。领选民证那天,他排队投票,街坊指认:“那人就是末代皇帝。”“哪儿像啊,一身旧棉袄!”窃窃私语里,他低头将选票投入箱口,眼圈突然红了。
文史专员室生活并不轻松。老将军们写回忆录,史料对不齐就吵得面红耳赤。沈醉说川军番号,杜聿明说桂系部署,两人大拍桌子;溥仪端着茶,说一句“据我宫中档案”,把两位劝得哈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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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发到手,他仍搞不清饭票菜票。食堂阿姨看不过去,把票按颜色叠好递回:“溥先生,白的米饭,绿的二荤一素。”“谢、谢谢。”他抿嘴偷乐,俨然菜场小白。
旅行团离开西安,经郑州到洛阳。鞭炮隆隆的拖拉机厂里,红旗招展,溥仪对轧钢声发呆——那是他从未想象过的工业中国。沈醉低声说:“要是还握着皇位,你觉得能听到这声音?”溥仪摇头,不语。
十月初,他们回到北京。汇报会上,溥仪最后一个发言:“在华清池差点摔破头,才知温泉水滑;在延安看石窑,才知道路不滑。过去我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今疑虑已消。”话音不大,却字句分明。
台下静默片刻,随后掌声起伏。那掌声不是献给昔日的皇帝,而是留给一个彻底改变了命运的人——也留给改变他命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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