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遇地痞碰瓷，随后带他们“回家”取钱

那天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胳膊上还夹着军事学院的讲义。人群涌动间，一只粗糙的手臂猛地撞来，一声怪叫随即炸响。倒地的青年滚来滚去，嚷得震天响，周围旅客下意识避让，热闹迅速聚拢。表演并不新鲜，却足够扎眼。混混开口就是两百块，语气笃定，摆出一副“你不给钱就别想走”的凶相。

吴富善看着眼前这幅闹剧，没急着开腔，先把被撞掉的笔捡起，轻轻拍去灰尘。长征时子弹擦过耳廓他都不眨眼，如今怎会被几句恐吓吓住？他掂量了对方的底气，忽然笑了：“想要赔偿？钱在家里，跟我去取。”短短一句，把三个碰瓷者说得愣住，他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钻进了那辆不起眼的小黑车。

汽车过中山一路，拐进越秀山脚，车头稳稳地停在军区大门。卫兵敬礼、栏杆升起，院子里训练口令震得树叶直抖。副驾驶的混混咽了口唾沫，低声嘟囔一句“糟了”。后排两人试图拉门，却发现锁死，衬衫背心霎时湿透。车门一开，迎面一个警卫员敬礼喊“首长好”，声音砸在他们耳膜上，比警棍还硬。

“不是要两百块吗？里头请。”吴富善语调平静，一步一步把人领进保卫处。审讯室顶灯雪亮，桌后坐着的干部刚刚听完站岗勤务汇报，转头就接手了这桩小案。姓名、籍贯、前科，几轮提问过去，三人就像漏风的皮球，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在火车站、珠江路、友谊商场碰瓷的底细。至此，军区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专案组连夜布控，半个月内又抓了三十多名同伙，彻底捣毁了这个团伙。

吴富善没在审讯室多停，他对这种小角色毫无兴趣，真正牵动心思的仍是海峡那端的炮声与空军换装进度。回到办公室，他照例拿起望远镜，对着天际比划航线。副官递来茶水时，好奇地问一句刚才的经过，他只淡淡回了四个字：“小事而已。”说话时目光盯着挂墙地图，眉峰不动，仿佛车站闹剧从未存在。

再往前推，若没有多年的战火历练，很难解释他的从容。1912年生于江西吉安，十三岁学裁缝，针线活没练多久，就被北伐军号角卷进了农村里的农协。十八岁挑着干粮跟着红军走上井冈山，步枪没有刺刀，就拆草叉磨成尖头；高过膝盖的雪地里，他背的不是棉被，而是被风雪打湿又结冰的机枪。强渡金沙江、日夜爬夹金山，战友倒在途中，他仍咬牙往前。有人私下议论：“这小裁缝命硬。”命硬不假，但更硬的是那股子韧劲。

到了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吴富善任129师政治部总务处长，打神头岭时亲自踩点子，夜里潜到日军防线测距离。一次弹片刮破他肩头，军医催他包扎，他回一句“别耽误火力配置”，转头继续研究地形。太行山秋风猎猎，战马嘶鸣，吴富善抬手让冲锋号吹响。那一夜，鬼子损失惨重。

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华北平原，负责后勤补给，却没把自己锁在板车后方。晋中会战前线枪声激烈，他掏出手枪就往壕沟里钻。胜利后，队伍里流传着一句话：“吴处长既管口粮，又能摸枪眼。”1955年授衔，他才四十三岁，中将肩章金星闪亮，却仍保持轻装作风。外出时常常便服示人，说是“别让百姓看见军装就害怕自己犯了事”。

也正因为这份低调，碰瓷者把他当成了软柿子。若真掏出军车、警卫，怕是没机会引蛇出洞。有人问，干嘛不当场亮身份？答案是：点子要连根拔。单抓三个人不足以震慑，更要顺藤摸瓜，把窝点揭个干净。这种思路在他兵书的批注里有迹可循：战场上清除火力点，要连同弹药库一起摧毁，否则敌方很快就能补充。

说回那三个地痞，公安机关按当年法规处理后，将案件经过抄送军区。案卷封皮上写着“广州火车站碰瓷案”，落款十月中旬。吴富善批了四个字：依法惩处。随后文件归档，他又投入到对空作战方案的修改。外人很难理解，一个高级将领为何要亲自面对小混混。答案其实简单：不让群众心里添堵，就是军人离开战场后最朴素的职责。

多年以后，广州城换了新面貌，火车站扩建、珠江两岸灯火璀璨。那桩看似不起眼的小案早被人淡忘，可在当年的保卫处笔记里，依旧留着一行字：若无副司令即刻出手，恐有更多旅客受害。纸张泛黄，字迹犀利，像极了他行军时刻下的批语：行则固若磐石，止则静若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