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唐朝诡事录之长安》里有个镜头我印象特别深，凤冠霞帔的韦葭在满座权贵中间突然嘶喊：“我是京兆韦氏，高门女子，不能嫁商人，会愧对韦氏门楣！”镜头跟着给的那面堂中铜镜，冷得像块冰。
镜里映着高门深锁的朱漆大门，镜外却杵着个商人的背影，一下子把盛唐的锦绣帷幕划了道口子原来开元、天宝年间，商人就算钱袋鼓得装不下，也得弯着腰走路。
本来想，“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在哪都该管用吧？但看了《唐诡3》才发现，在唐朝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编剧魏风华没搬教科书讲大道理，就用三桩诡案把商人的委屈摊开了：南州“石桥图”里欧阳泉想蹭名士圈子却被拒之门外，岭南“诺皋记”里明石为买官铤而走险，长安“旗亭画壁”里阮大熊请诗人吃饭却被当空气。
这三件事看着是奇案，其实都是同一个坑商人越想往上爬，“士农工商”的规矩就越把他们往下拽。
武德七年（624）颁行的《唐律》里写得明明白白：“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这一句话，基本把商人钉死在了社会金字塔最底层。
后来朝廷还不停加规矩，怕大家忘了商人“低人一等”。
高祖时期定了“白袍令”，商人只能穿白衣服，跟人家士大夫的绫罗绸缎比，活像行走的“身份标签”。
到了高宗这儿更绝，直接不让商人骑马，只能骑驴，人家官员骑马风风光光，商人骑驴跟在后面，那落差一眼就能看出来。
婚配方面更没辙，《唐会要》里写着“工商之子，不得嫁娶士流”，韦葭之所以疯了似的喊“愧对门楣”，就是因为这规矩就是铁律。
现实里也有例子，《唐国史补》里记着巨商邹凤炽，嫁女儿给进士李翱，光陪嫁就送了十万贯，结果呢？李翱成婚后根本不跟他女儿同席，你说这商人的面子往哪搁？
科考和仕途就更别想了。
虽说律法没明着说商人不能考科举，但“市籍”这东西能跟着三代人。
只要祖父做过买卖，子孙就别想进贡院的门。
太宗当年跟房玄龄说的话更直接：“工商杂色……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意思就是，商人再厉害，也别想跟官员平起平坐。
如此看来，商人被剥夺的不只是当官的机会，连“堂堂正正做人”的资格都没了。
白衣、驴鞍，连婚丧嫁娶的仪式都得比别人寒酸，这些就像一套“耻辱制服”，时时刻刻提醒他们：你就算挣再多钱，也得低着头。
《唐诡3》里欧阳泉花重金想在《石桥图》里留个名，结果被士人一句“商贾不配”怼回来，这不就是现实的翻版吗？
苏无名虽说替商人说话，说“商亦国之民”，可公主一句“今日为商，未来是不想为大唐效力”，就把他噎得没话说这规矩早就扎根在所有人心里了。
制度上受气也就罢了，商人的钱袋子还得被一层层“刮油”。
正常农户交租庸调，商人除了这些，还得交“市税”“关税”“除陌钱”，税率差不多是农户的两三倍。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了，朝廷就想了个新招叫“率贷”。
肃宗派御史康云间去江淮地区，直接跟商人要资产的五分之一说白了就是明着要，不给还不行。
到了德宗时期，“奉敕和籴”变成了常态，官方要收粮食，给的钱还不到市价七成，你要是敢不卖，就按“拒敕”治罪。
贞元十四年闹旱灾那回，“和籴”价直接降到市价四成，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人，十家有九家都被逼得破产。
除了朝廷，权贵也把商人当“肥羊”。
《太平广记》里记着两件事，汴州有个恶少叫李宏，天天逛店铺跟商人借钱，借了就不还，没人敢惹他；福建观察使王审知更狠，让富人当“和市官”，其实就是让他们替自己搜刮，最后富人都被折腾得受不了。
这种事美其名曰“和市”，民间叫“白著”看中你家东西，一张白条就能搬走，给不给钱全看人家心情。
《唐诡3》里阮大熊为啥要包下酒楼盘请诗人？说白了就是想靠“风雅”贴贴权贵，让人家少欺负自己点。
可结果呢？才子们喝完酒写完诗，压根没人记得他姓啥，就把他当“人形提款机”。
明石更惨，他为啥要冒风险买凶杀官？他心里门儿清，与其一次次被“率贷”“和市”榨干，不如赌一把换个“护身符”。
肃宗朝虽说能捐官，三千万钱能穿绯色官服，五千万能穿紫色，可商人捐来的都是虚衔，根本没实权合法的路走不通，才有人被逼着走歪路。
元和十二年淮西打仗那回，宪宗下敕令“商船过淮，十税其七”，江淮的商人实在受不了，有的直接跳江自尽了，这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
欧阳泉砸十万贯仿造“石桥图”，阮大熊背诗背到口舌生疮，就为了换一句“君亦有雅骨”你说这图啥呢？
《唐诡3》里苏无名开了家“酥山店”，结果被公主嘲讽“狄公高徒，竟操贱业”。
就算商人捐钱修庙、刻经、赈灾，也洗不掉“铜臭”的标签其实“臭”的不是钱，是他们“不该有钱”的身份。
中唐以后，不少商人干脆剃度当和尚，或者给寺院捐“无尽财”。
这哪是信佛，就是走投无路的办法。
天宝十三载那时候，长安朱雀大街鼓乐喧天，花萼相辉楼灯火通明，谁都夸盛唐繁华。
可同一时间，西市的小巷里，穿白衣的商人阮大熊，正把最后一贯钱塞给诗人，人家说“多谢阮君，诗成当署尊名”，结果他刚转身，就听见背后有人笑“铜臭儿也”。
他会不会想起韦葭的嘶吼？“不能嫁商人，会愧对门楣！”
毫无疑问，盛唐的光芒是真的，但这光芒照不到商人弯腰的脊梁。
那些用驼铃把丝绸送到撒马尔罕，用船帆把茶叶运到鹿儿岛，用铜钱把长安堆成世界之都的商人，没在史书中留下半个名字。
现在我们去博物馆看唐三彩骆驼俑，大多只觉得盛唐气派，可很少有人想起那些没名字的“白衣贾客”。
《唐诡3》用三桩诡案说的，其实就是这群人的难言之隐他们富过，却从没贵过，连哭都得压低声音。
就算在最繁华的盛唐，阶层的铁栅也没给他们留一条抬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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