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抓捕四人帮时，有人提醒华国锋：名单上漏掉个人

1976年10月5日深夜，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灯光亮到凌晨。值班参谋掐着秒表记录各路电话，每一通都和第二天凌晨的抓捕行动有关。没人料到，这场不费枪弹的特别行动，真正的序幕却早在二十多年前便悄悄拉开。

1920年，山东省黄县一个破旧院落里，张家兄弟先后呱呱坠地。哥哥春桥生于阴历端午，弟弟秋桥迟来两月。两人小时候同睡一条土炕，却早早显出相反的脾气：哥哥爱抬杠、善钻营，弟弟寡言却写得一手好字。乡邻提起张家，总会摇头感慨：这俩孩子日后走的路，八成不会一样。

1937年抗战爆发。17岁的张秋桥向家人扔下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身北上延安，在陕北公学坐进土窑洞，听张闻天讲政治经济学。两年后，他加入共产党，被分到中组部训练班。那一年，哥哥春桥四处寻找写稿机会，尚未递交入党申请。兄弟第一次出现时间差。

1939年底，党中央决定充实前方宣传骨干。秋桥带着半箱油印机零件回山东115师，当了罗荣桓的秘书兼新闻干事，整天忙着出内部简报。战壕边，他写报道、改标点、熬夜熬出胃病。罗荣桓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张，宣传也是刀枪。”这句话成了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秋桥随罗荣桓进城，被调到《八一杂志》任副总编辑。军号刚熄，他就埋头编辑《抗美援朝特刊》。那时，春桥已在上海《解放日报》当副总编辑，手握城市新闻资源，频频在社论里亮相。表面平行，其实路已渐行渐远。

1955年授衔时，32岁的张秋桥被评为上校，他淡淡说了句“还得学习”。同年春桥的仕途却突然提速，进入上海市委机关。人事档案里，两兄弟的简历第一次出现巨大落差。家乡老人议论：“一个在部队熬字板凳，一个在地方抡笔杆子，迟早要分岔。”

1966年5月，北京空气里弥漫着喇叭声。春桥借调查组名义奔赴京城，随后迅速成为所谓“文化革命”的风云人物。宣传口子一旦握在手里，他几乎不回家乡，也很少和弟弟通信。有人打听：“你哥在中央发言，你怎么还蹲在杂志社？”秋桥只回六字：“各有各的岗。”

动荡开始第三个月，总政整风办公室一纸通知，把张秋桥列为“执行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反面典型。他被迫交代“问题”，下放到京郊养猪场，两年里手上起了冻疮。1970年春桥在中央委员名单上风光亮相，他却在粪池边数圈圈。两兄弟的命运，此刻彻底背道而驰。

1974年，中央着手落实干部政策，罗荣桓早已病逝。总政点名把秋桥召回，安排为宣传部副部长。短短一句任命书，让他重回八一大楼。外人觉得这是春桥关照，内部档案却写得清清楚楚：由老首长李德生提议，并获总政常委一致通过。兄弟俩在同一个楼层办公不过数周，几乎无任何业务交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秋桥守在电台值班室，重复播发讣告；春桥却在钓鱼台紧急商量动向。局势进入倒计时。10月6日凌晨零点三十分，中央决定即刻采取措施。吴德核对抓捕名单时突然说：“主席，漏了个人。”华国锋抬头：“谁？”“总政宣传口还有个张秋桥，最好一并控制。”

六点刚过，卫戍区警卫车驶入八一大楼。年轻军官推门而入，轻声道：“张副部长，请随我们去谈话。”秋桥摘下老花镜，平静起身。随行战士后来回忆：“他只说了一句——‘组织需要，没问题。’”从此他被隔离审查，与“四人帮”同案不同卷。

8年，专案组查阅万余份材料，结论写了三行字：一、无参加王洪文“组阁”证据；二、无串联部队证据；三、与张春桥无业务勾连。1984年，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其以副军级离休。手令下达那天，他在病房沙哑地说：“我这辈子，总算没给罗政委丢脸。”

离休后，他搬进西郊干休所的小院，种葡萄，练书法。门口警卫班轮换了好几批，鲜有人记得他曾与“四人帮”同日被带走。2010年11月，张秋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九十。悼词只写：“坚定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宣传战士。”

兄弟二人，一前一后踏入政治舞台，却走出两条更迭的曲线。春桥为名利疾走，终落铁窗；秋桥守原则，不失晚节。当年吴德那声提醒，看似多余，却让历史记录了“漏掉”的名字，也让世人得以分辨同姓不同路的清白与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