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朝鲜谈判，毛泽东点将李克农，谈判一半，为何换人接替？

1951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北京城外已是朔风呼啸，中南海里却灯火未熄。参谋长秦基伟被电话叫醒，匆匆赶到西花厅。屋内烟雾缭绕，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地图前低声商量。战场在鸭绿江畔胶着，李奇微的停战广播甫一发出，怎样握住这根“橄榄枝”立刻成为摆在领导人案头的头等大事。

通常，外交部的专业谈判官上阵即可，但这一次不一样。对面坐着的，是拥有原子弹、航空母舰的美国。谁能用军事常识谈技术细节，又懂外交辞令周旋？名单兜了一圈，目光齐刷刷落在李克农身上。这个安徽芜湖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在情报战线摸爬滚打，代号“老虎”，既熟军情，又与苏联谈判过边界问题，久经考验。

毛泽东当夜即让人把李克农请来。“这票事，非你莫属。”话音未落，李克农憋了两声咳。气管炎发作，他随身的吸入剂没离手，“主席，我这嗓子怕误事，要不让伍修权去？”毛泽东摇头：“你不去，别人难以统筹军政两面。”一句话定音，李克农不再辞让，当场表态：五日内组队出发。

7月初，代表团取道安东过江。清晨的鸭绿江桥还残留着美机轰炸后的弹坑，汽笛声里夹着硝烟味。随行成员里有乔冠华、浦山，也有刚从前线轮换下来的邓华、柴成文。跨过江桥时，有人低声感叹：“这不是去打仗，是去上另一条战线。”

抵达开城时，天刚放亮。来凤庄被选作会场，看似平静，实则炮火声隐隐。谈判前夜，李克农忽然想起“全权证书”需要彭德怀签字，可人远在前线。情急之下，他提笔练出“彭德怀”三个大字，转身叮嘱秘书：“事后我自会请老彭补签。”临场应变，自有章法。

正式开场，南日坐首席，李克农藏身幕后统筹。美方拿出九条议程，意在先谈战俘后谈停火；中朝给出三条原则——停火、划线、撤军。双方各执一词，空气几乎凝固。僵持中，美军代表乔埃耸耸肩，抬头望屋顶；南日一言不发也沉住气。时间在秒针滴答里拉长，132分钟，无人开口。外界难以想象，一场高规格谈判能僵到如此地步。

僵局里，李克农的字条发挥妙用。那句“坐下去”悄然传递，众人会意。对手先沉不住气是常见套路，耐心即武器。最后乔埃提出休会，从表情看已按捺不住。小小一役，李克农赢在心里。

几轮唇枪舌剑后，代表团大胆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控基准”，放弃了此前死守的“三八线”。出手之快，连美方都意外。这一步背后，是连夜电报毛泽东、金日成的决断。电波穿过长白山的寒夜，带来一句相同答复：“可行。”谈判终于从僵持走向推进。

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战俘交换。美方坚持“自愿遣返”，借此拆解志愿军的士气；中朝则认为所有被俘人员应一律遣返。僵局又起，双方文件堆满了桌角，签字笔却始终悬空。与此同时，前线冬季战事吃紧，士兵在零下四十度的密林里苦熬。谈判越拖，鲜血流得越多。

这时，李克农的健康急转直下。夜间咳喘如旧，还加上心绞痛，几次开会差点晕倒。身边人偷偷捏着一把汗，生怕谈判桌上突然少了灵魂人物。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拍板：伍修权赴朝，接手重任。伍修权早年留苏，外语功底扎实，又有重机枪梦参军的经历，兼具文武，是替补不二人选。

11月初，伍修权翻山越岭抵达板门店，车里的水果早已被弹坑颠成一滩甜浆。他自嘲：“带的慰问品全成了果酱。”李克农握住他的手，气若游丝地笑说：“浓缩，味更甜。”寒暄背后，却是两位老军人的惺惺相惜。伍修权奉命交接，李克农却坚持：“眼下是关键档口，文件、脉络都在我脑里，多留几日为好。”请示电报飞往北京，很快回电：同意暂缓交接，伍修权先协助，待机行动。

此后两个多月，老将新锐并肩上阵。李克农主内，伍修权主外，战俘议题渐见松动。美方派出哈里逊少将接班，喜欢敲桌子、吹口哨，把傲慢写在脸上。李克农一次甚至拎起随身的氧气瓶，直杵在桌边，他声音嘶哑却字字如钉：“敬请阁下尊重谈判桌。”对方愣了几秒，才耸肩坐回。

气候越发残酷，咸兴的北风挟着雪粒直钻肺里。1952年11月，李克农终因重度哮喘被紧急送回国休养，他走得极静，连夜未惊动旁人。伍修权接过全部案卷，翌日即赴会。对方嘲讽“中方换将心虚”，伍修权轻描淡写一句：“我们只是让病人休息，美国也该让自己的指挥官喘口气了吧？”哈里逊脸色微变，话锋顿挫。

从此，板门店进入马拉松式拉锯。直到1953年7月，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落笔。回望这一路，李克农拖病上阵，伍修权半途接棒，背后是统帅部随时“换挡”的决心。为什么在半程替换？答案并不复杂：兵马可以重置，健康无法重来；而最考验智慧的谈判，需要的是一支始终保持锐度的团队。对新中国而言，胜利固然依赖前线的枪炮，更仰赖谈判桌上的定力和布局。李克农以身作箴，伍修权接力冲锋，一场没有硝烟的恶战，终以理智和牺牲换来停火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