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天津市长黄敬调任后，百姓给他写信：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深夜，北京中南海灯火未息，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简短却郑重的一句话：“小黄，中央决定你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节后即刻报到。”天津市长黄敬放下听筒，沉默良久。他知道，这是新的征程，也是与自己朝夕相处三年多的百姓一次匆匆的告别。

第二天清晨，天津卫的街头已悄然传开了市长要调走的消息。码头工人放下扳手，女工们收起纺机的纱线，骑车的小伙子停在路边，口口相传：“咱们的黄市长要去北京了。”三年之间，这个身材略显单薄的四川汉子，以一身旧军装、一双沾满泥浆的胶鞋，带人们从战火残垣走进新日子。天津人对他早存一份异样的亲近，仿佛码头大哥般可以随时拍肩喊一声“老黄”。

要理解这份情感，需要回到更早。黄敬原名黄现璠，一九○二年生于湖北。父亲早年在北洋政府任职，后来得罪权贵被迫南逃，动荡的家境让少年黄敬天真早逝。流馆易校的岁月里，他在南京、天津、上海辗转求学，最钟爱的竟是舞台——在“南国社”扮演角色，用稚嫩的嗓音呼吁新思想。戏台之外，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悄悄把他拉近地下党人。到了一九三一年冬天，日本关东军铁蹄踏碎了东北，青岛大学物理系的黄敬在学运中脱颖而出，当年岁末，他在青岛地下党宣誓入党。

这位二十出头的青年，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狠劲。被捕、坐牢、出狱，再考入北大重建党组织；主持一二·九运动时，他站上木箱高呼：“到三院集合，别乱！”学生们听那沙哑的嗓音，反倒更镇定。抗战爆发后，他转战晋察冀，山野间的夜色、辎重的车辙、缺盐少药的艰辛，都为他日后治理大城市铺路——他懂得什么叫“人多力量大”，也懂得工农心中真正稀罕的是什么。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拂晓，天津城外炮声乍歇，四野和二野攻城部队进入市区。破晓寒风中，一辆吉普车驶过泥泞街巷，车里坐着新任市长黄敬。他没有先去政府大楼，而是直奔日夜未停的发电厂。电机巨响中，他把围得满满当当的工人召到锅炉前，说了三句话：电要亮，水要通，工人得当家。短短数语赢得满堂锤子般的掌声。

当晚，电话重新接进千家万户；再过一日，自来水管“哗”然作响；第三天，轨道电车叮当上路。有人统计过，天津解放后七十二小时，市政公共设施恢复率九成以上，全国诸城侧目。细节更动人：米市大街口积水多年臭不可闻，黄敬裹着棉大衣站在冰水里量深度，拍板搞疏浚；河东蛮荒地被他划作“人民公园”，推炭包的工人、卖豆腐的老汉，统统自带铁锹上工，干完活还能在工地食堂喝碗粥。有人问他为啥天天蹲工地，他笑道：“水泥也得认得市长的脸。”

转年夏天，蚊蝇泛滥，霍乱露头。市卫生局才刚挂牌，药品短缺得厉害。黄敬拍板：把战时缴获的敌产药品全部调拨防疫，决不许一瓶流入市场。运河两岸同时开挖排污沟，赤龙河清淤，墙子河截流。七个月后，天津城区传染病发病率骤降七成。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夜以继日蹲在岸边的那抹军绿色身影。

住房是更大的难题。战火后平房坍塌，几万人蜗居棚舍。每逢大雨，家家屋顶漏如筛子。黄敬到处暗访，常常夜里披雨衣跑到下瓦片的平房察看。他对秘书说：“工人房顶漏雨，市长的觉也睡不安稳。”于是一张“新村建设图”摊在案头：六大厂区周边，各起成片住宅，六十一万平方米，五万余间。预算却差两万间的钱。

资金成了瓶颈，他连夜赶赴北京求援。毛主席听完汇报，放下手中烟斗：“两万间？中央兜底。”周总理在旁补一句：“干吧，别让天津的兄弟们挨冻。”拨款电报当天即发，天津市委连夜动员，次日清晨工地基桩已在预备。自此，中山门、吴家窑、王串场相继竖起一排排红砖新楼。到一九五二年底，五万间住房钥匙悉数递到工人手中。搬家那天，一位纱厂女工激动抱着孩子冲到黄敬面前，憨笑着说：“市长，我们再不用拿脸盆接雨啦！”

就在这年国庆前夕，中央人事任命下达：黄敬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车站送别的队伍一直排到解放桥口，有老人塞来热馒头，有孩子把刚得的糖递进车窗。一位老木匠掏出皱巴巴的信纸硬塞给他：“黄市长，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车厢渐行渐远，汽笛声压过人海的呜咽，黄敬攥着那封信，眼圈倏地红了。

自此，他转战重工行业，为新中国的“钢铁骨骼”东奔西走，而天津的人民广场、工人新村、人民公园，至今仍在黄敬留下的基石上延展。旧日那些亲手推车、挥锨、搬砖的工友晚景安稳，常提起那位与他们同吃窝头、一起抬土的市长。信里那句朴素的话，他们反复传诵——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