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推荐他自己，负责公安部工作，他说：水平不高，请另选他人

1958年深秋，北京夜风凛冽，西长安街的路灯把中南海的影子拖得老长。军委办公厅里，罗瑞卿合上文件夹，面色凝重。几天前，中央决定让他回军队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公安部那把椅子却仍空着。换岗能否平稳过渡，不仅关系政法系统的运转，更关系社会秩序的安稳，这让罗瑞卿思量再三。

公安部自1949年成立起便由他主持。十年摸爬滚打，罗瑞卿对这套体系的流程、规矩与棘手难题了如指掌。如今临到离任，谁能既懂公安业务又熟悉中央意图？会议室里，他把目光投向副部长徐子荣的名字，这位老资格却一向低调的战友，或许正是那块最合适的基石。

时间稍稍倒回。徐子荣，1907年生于湖北应城，1927年入党，起初在地方从事工运工作。抗日战起后，他进入新四军，转战苏鲁豫皖，其后又跟随部队挺进中原。1946年6月，中原突围战火连天，徐子荣作为皮一旅政委，与旅长皮定均一道率数千官兵向东决口，成功牵制大量国民党军，为刘邓主力突破围堵争取了宝贵时间。烈火硝烟中，他宁静沉着，一声令下，火力点交叉掩护，部队跳出重围，最终抵达阜阳附近与华中野战军会师。

突围后不久，他奉命北上，归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扩编为十三纵队（后为六十一军），徐子荣出任政委。平津战役时，十三纵队进入天津南郊，其政治工作扎实，部队紧急整编却士气不减。1949年，人民解放军凯歌进城，徐子荣却被调离部队——中央需要可靠的干部在公安口，负责接收、整顿、维稳。他没提出任何条件，背起行囊便进驻东交民巷大院，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

那一年，公共秩序百废待兴。北平街头频繁出现的流窜犯、暗藏地下党小组、金融投机分子，都在挑战新生政权。徐子荣带着“部队作风”入府，制定警戒线、奖惩条例、干部轮训办法，把原先松散的局面拢成了一张细密的网。1951年起，他配合罗瑞卿主抓“三反”“五反”，组织专案组查伪劣物资、清理逃税漏税，仅上海一地便追回巨款，社会反响强烈。

在公安部，徐子荣最重视骨干班子。1952年人事局撤销，公安部仿照军队设立政治部，他同时兼任主任。选调干部时，他常拿一张手写表格核对出身、性格、特长，不到十分妥帖绝不拍板。有人劝他放手，他只说一句：“这是一支执法的枪，子弹要准，扳机更要稳。”不少在后方带兵的连排干部就这样被选入公安系统，成为日后各地公安厅局的骨干。

劳动改造工作也落到他肩上。彼时，全国有数十万战犯与刑事犯被收押，吃喝全凭国家供应，成本沉重。徐子荣带队赴东北考察，又请教农垦老兵，提出“农场化”改造设想：既让犯人劳动自养，也借此重塑世界观。这套模式随后在吉林梅河口、黑龙江宝清等地试行，效果超过预期。1956年召开的劳动改造现场会上，他的总结材料被中央转发，各部委通读，成为后来“劳动改造条例”起草的重要依据。

1959年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罗瑞卿的职责线急剧拉长，军委、总参、公安部三头并进，分身乏术。他让徐子荣代管部里大小事。那段时间，徐子荣光出差记录就摞了一尺高，从边陲看押所到沿海码头缉私站，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示。公安队伍深知，这位“老徐”不张扬，却管事极细，没人敢松懈。

同年夏天，中央拍板：罗瑞卿将正式调回军队，担任总参谋长。部长人选仍悬而未决。罗瑞卿在组织座谈时坦言：“公安业务复杂，需要熟手。个人以为，徐子荣同志合适。”然而，被点到名字的徐子荣当场站起，“罗部长，我是半路出家，水平不高，请另选更强的人。我愿意当副手。”短短一句话，语气平静，却透出谨慎与自知。

这并非客套。徐子荣出身政工，他明白公安体系除了刑侦、治安，还要面对国安情报、监狱改革等专业线条。他担心自己若坐正，稍有差池便累及全局。罗瑞卿感慨，“他这人，说不行时十头牛也拉不动。”随后中央考虑多方平衡，最终决定由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徐子荣继续担任常务副部长。

1959至1965六年间，公安部双班长搭配：谢富治性格豪爽，常抓宣传与群工；徐子荣则偏向体制与细务。两人分合有度，但摩擦也难避免。尤其“突出政治”运动推开后，谢富治强调“八九不离十”，徐子荣则强调“证据链要闭合”。碰撞难免激烈，甚至一度在常委会上“拍案”。然而，底线始终明确：矛盾不出大院，基层工作不能乱。

1965年秋起，风向骤变，徐子荣因“坚持老一套”遭点名。到1967年“清队”风暴中，他被“隔离审查”，精神与身体双重打击。1969年5月，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病逝，终年六十二岁。病房外，几位老下属守到最后，眼圈通红。有人低声说：“他真没亏欠国家，可惜了。”

十年后，1979年1月，中央为“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平反。政协礼堂布置简朴，悼词由公安部原同事执笔。追悼会上，许多头发花白的公安干警敬礼告别。从军人到政务官，从战火连天的豫东平原到繁华京城的办公楼，徐子荣用整整二十年，为新政权的公安体系垒出一块块基石。

有意思的是，事隔多年，提到那场部长交接，罗瑞卿曾轻声对身边人说：“要是老徐不推辞，我也省心。”这句戏言里，多少带着惋惜。可故事的另一面也提醒后辈：真正可靠的干部，不见得非要坐在第一把交椅，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更显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