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丈夫前妻还活着，陈少敏主动要求离婚：她此刻更需要你的安慰

1937年4月的一个清晨，延安城外的窑洞还笼在白雾里。陈少敏掀开厚重的门帘，第一件事是把昨晚晒干的军装折好塞进背包——那是丈夫涂正坤即将带去湖南平江的行头。她没想到，命运就在这安静的黎明给自己抛来一道更难解的考题。

早饭前，邮差把一封带着泥点的信塞到门缝里。信口写着“涂正坤同志亲启”。当时窑洞里只有陈少敏，她顺手拆开。短短数百字却像子弹，生生打进她的心口：涂正坤失散多年的前妻并未牺牲，她在乱战中辗转求生，靠对组织的信念和对丈夫的情感支撑，一路北上，终于摸清了延安的去向。简单几句话，写得断断续续，却句句血泪。

陈少敏的手抖了，她把信合上又展开。今夜注定无眠。她想起自己走过的路：1902年生于广东海丰，早年进厂拉线，日夜与纱屑黄灯为伴。1925年“五卅”风暴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个人命运栓在民族危亡的绳索上。

更难忘的是1930年春天。那时，她被党组织派到青岛，假扮已婚妇女掩护省委书记任国桢。两人白天工厂打零工，夜里串联码头工友。革命把两个年轻人拴到一起，也让他们动了真情。不到一年，任国桢被叛徒出卖，遭阎锡山枪决，年仅三十三岁。她怀着八个月身孕独自流亡，孩子随后死于麻疹；短短数月，她连失夫女。若不是党，她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黑夜。

多年后抵达延安，她遇到同样满身伤痕的涂正坤。涂正坤生于1901年，少年闹饥荒，父母在敌军“清乡”时惨死。他在江西苏区打游击，后任省委书记，被围剿后突围到陕北。两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信仰重叠，很快在党校领取了结婚证。延河水见证他们那段短暂而温热的岁月。

可现在，摆在陈少敏面前的不只是个人情感，更是两条生命、两段革命历史。夜深了，她揣着那封信在窑洞来回踱步。煤油灯摇曳，影子忽长忽短。她想起任国桢牺牲前那句“组织需要”，也想起自己跨过的尸骨与灰烬。涂正坤的前妻历尽九死，唯一念想就是再见丈夫。一旦重逢，便能相互搀扶继续战斗，而自己终归可以扛得住孤独——早在青岛，她就学会了和寂寞握手。

天色微亮，她抓起干粮票，到简易小灶换来一碗小米粥、几块红薯干，又特意打了半斤豆腐。中午，她推门进涂正坤宿舍，把饭菜一一摆好，笑着催他先吃。涂正坤夹起豆腐，打趣说：“今天这待遇不一般啊。”陈少敏没接茬，只是把那封信递到他手里。

“这是怎么回事？”涂正坤低声问。陈少敏点点头，轻轻退到门外。窑洞里静得能听见纸张摩擦的声音。几分钟后，男人的啜泣透过泥壁传出来。她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用毛巾递给他：“擦擦眼泪吧，她此刻更需要你的安慰。”

抱头痛哭之后，两人沉默良久。陈少敏最终抬头，眼神坚决：“去办手续吧。”涂正坤嘴唇哆嗦，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午后，党校组织处在窑洞里写下一纸调解书。签名那刻，陈少敏把笔尖按得很重，墨迹透纸，却没让手心颤一分。

不久，涂正坤带着新任命南下，在湘鄂赣边区重建地下交通线。1943年夏，日伪发动“平江大扫荡”，他率队突围中腹背中弹，牺牲时四十二岁。搜查战场的乡亲后来在一片焦黄草地上捡到他的日记，扉页贴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他与前妻在延安草坪的合影。

听闻噩耗，陈少敏捂着胸口，连哭的时间都没有。那一年，她正奉命赶赴鄂豫边区与李先念会合。为了护住根据地，她和李先念指挥部队连打汉川、孝感两战，击溃伪军三千余人。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敌人则哆嗦着描述她“身骑枣马，双枪齐发”。

抗战胜利后，她继续在解放区辗转。1949年10月，北京开国大典，陈少敏以华中党政代表身份登上城楼。次年，她被任命为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肩头责任陡然加码。即便如此，她仍习惯微服出巡。1962年，她回到鄂中老区调研，在集镇口下车步行十多里。一个卖柴的老汉瞧见她，拍腿惊呼：“陈大姐回来了！”人群瞬间围成一圈，她摆手笑道“别挡，咱们开座谈”。

陈少敏终生未再婚，却把两个名字深埋心底：任国桢、涂正坤。晚年卧室里挂着一张黑白合影，照片边角压着离婚证明，那是在延安盖章的红戳，字迹因年代久远已泛黄。1990年，她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她的抽屉里还夹着那封历经风雨的信，信纸已经碎脆，唯独那句“盼早日团圆”依稀可辨——它见证了一位共产党女战士对信仰、对同志、对人民的三重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