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员后，常乾坤写信给他：我愿诚心诚意的协助你

1950年1月，朝鲜半岛局势还未点燃，可北京南苑机场已昼夜灯火通明。新任司令员刘亚楼深夜巡场，身旁的寒风吹得塔台旗帜猎猎作响。一切从零起步的紧迫感，就在这一刻扑面而来。

回到两个月前。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司令部宣告成立，刘亚楼与萧华并列发布任命电报。人群的目光先是惊讶——这位“四野名将”居然要管飞机？随后又带点期待，毕竟他在东野战场上调动兵团的速度，可谓军中传奇。

疑问随之而来：常乾坤和王弼操持航空事务多年，为何没坐上头把交椅？资历、专业、年纪，他们都不输刘亚楼。答案并不复杂——空军不仅要会飞，更要会打。中央当时最看重的，是能否在战火中把一支“能起飞、敢拼命”的力量带出来，这正是刘亚楼的长项。

回溯1938年。常乾坤、王弼带着苏联学成的技术回国，被直接排进后方航校。那里远离炮火，也远离“封官许愿”的舞台。三年抗战、八年血战，他们主要任务是修教材、拆零件、训新兵。缺少敌前立功的机会，就难免丢了“战功加成”。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5年。东北获解放，航校转场长春。凭借缴获与接收的上百架旧机，常王二人硬是在废弃厂房里圈出跑道，三昼夜拼装出可用“喷火”与“九九”轰炸机。数字枯燥——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补给88人——但这批种子把人民空军从无到有连根拽了出来。

1949年初，三大战役尘埃落定，中央下达“十八个月成军”命令。筹建步骤被划分得细致到“零件编号”，每晚军委航空局灯火通明。就在这时，刘亚楼从第四野战军前线回到北平，一脚踏进了常乾坤的办公室。彼时的谈话只有寥寥几句——

“常局长，中央让我来接总舵。”

“好，飞机是铁，飞行员是肉，都交给你。”

彼此都明白：空军要打的是未来之仗，情面放一边。

常乾坤的身份悄悄发生变化。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挂牌，他继续管技术，又被请去盯北平上空的防务。那支南苑航空队日夜起落，只为一个目标——让政协筹备会的礼花而不是炸弹划破天空。

开国大典前夜，天空任务突然加码。有人建议空军飞过天安门致礼，聂荣臻担心安全，劝停。常乾坤拍桌子： “让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有自己的飞机！” 决心已下，17架飞机仅用二十多天完成密集编队训练，还有4架挂实弹备防空。周恩来提出“飞两遍”方案后，常乾坤设计右后转弯线路，让飞机在城墙外兜圈，完美衔接第六梯队。从天安门广场望去，蓝天中的机影仿佛数不清，气势瞬间被点燃。

大典之后，刘亚楼的司令部与航空局正式合署，十四兵团机关搬进阜成门外的旧校址。机构压缩，却没人觉得憋屈——这是一支全新的军种，头衔都是暂时的。常乾坤改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接手工程保障。半个月后，一封短短的亲笔信递到司令员桌上： “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纸张微黄，却透出坦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联合空军司令部在沈阳成立，常乾坤走马上任副司令。此时刘亚楼正在南满勘察机场，一边筹措后勤，一边盯苏制战机到港。两人通电往来：一人要在鸭绿江北岸建防空圈，另一人要把“拉练式”航线延伸到平壤。战场催熟了空军指挥体系，也让“打出来的威望”迅速覆盖全军。

1955年授衔，常乾坤摘得中将星。很多飞行员回忆，他最常说一句话：“没有硝烟的测试场，危险比前线少不了半点。”这并非虚言。六十年代，他主持歼—5、歼—6、歼—7多型飞机试制，动辄在零下二十度试车。身旁工程师劝他回屋，他摆手：“新机没试透，我睡不着。”

时间拨到1973年5月。歼—8定型前夕，常乾坤疾步登机准备前往试飞基地。刚走到舷梯，胸口一闷，被紧急送医。抢救无效，生命定格在69岁。消息传到空军司令部，刘亚楼已因病去世两年，老搭档的照片仍挂在走廊，年轻飞行员都会停下脚步多看一眼。

回看两位将领的交集，一条清晰脉络浮现：一个擅长打硬仗、调资源、立规矩；一个精于技术、懂飞机、肯钻研。正是这种互补，让人民空军从东三省一条简易跑道起步，短短数年便在鸭绿江上空与强敌周旋。功劳簿里没有隶属之分，也没有先后高低，只留下同一句朴素的目标——让中国人拥有自己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