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玲告别仪式举行：李明启灵堂大哭 众戏骨到场 女儿花圈摆中间

你相信吗？ 一位89岁的老人，在灵堂前哭到站不稳，周围的人都跟着抹眼泪。 这不是电视剧，是昨天真实发生在北京八宝山的一幕。 哭的人是“容嬷嬷”李明启，她哭的是刚刚去世的陶玉玲。 更让人震惊的是，躺在鲜花中的陶玉玲，身上盖着党旗，她已经和癌症搏斗了整整33年，三次从鬼门关爬回来。 昨天，几百号人冒着寒风来送她，队伍里有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就为了看“二妹子”最后一眼。 一个演员，凭什么让人记挂一辈子？

2026年1月19日，北京的天冷得刺骨。 可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队伍从一大早排到了中午。 人们手里拿着白菊，安安静静地挪着步子。 没人吵闹，只有偶尔传来的抽泣声。 礼堂里飘出小提琴的声音，调子很熟，是《九九艳阳天》。 那旋律软软的，绵绵的，一下就把人的记忆扯回了几十年前。

走进灵堂，第一眼就看到满屋的鲜花。 陶玉玲安安静静躺在中间，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她看起来特别平静，好像只是睡着了。 遗像挂在正中央，里面的她穿着旧式军装，嘴角带着笑。 那笑容干干净净，和1957年电影里那个“二妹子”一模一样，仿佛时间从来没走。

两个大花圈靠在灵柩旁边，挽联上写着“妈妈一路走好”。 那是她两个女儿的心意。 了解她家事的人都知道，她原本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才8个月大就没了，这件事她提一次哭一次，成了心里永远好不了的伤。 如今，她去找她的小宝宝了。

礼堂两边的大屏幕没闲着，一直在放老电影的黑白剧照。 一张接一张，都是《柳堡的故事》里的画面。 年轻的“二妹子”站在船头，眼睛亮晶晶的。 来看她的好多是老人，他们抬着头看屏幕，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

李明启进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抖。 她都快90岁了，走路得让人扶着。 可一到陶玉玲的灵柩前，她突然就绷不住了。 眼泪哗哗地流，嘴里念叨着：“我说去看你的呀，我怎么就没去成呢！ ”她抓住身边朋友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在场的人没一个不动容的。 谁能想到，电视里那个厉害的“容嬷嬷”，会有这么脆弱的一面。

她和陶玉玲是多年的老姐妹。 两人都是老艺术家，经常一起参加活动，聊起来就没完。 李明启后悔死了，她前阵子还盘算着去301医院看看陶玉玲，结果杂事一拖，再见就是阴阳两隔。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她边哭边说，声音断断续续的，旁边的人听了，心里都跟着发酸。

不只是李明启。 91岁的张勇手也来了，拄着拐杖，一步一挪。 他比陶玉玲还小一岁，两人的交情得有七十年了。 从1956年他们在八一厂认识开始，一起拍过《二泉映月》，也一起过生日。 去年11月，他们还在北京一起庆祝生日。 张勇手送了她一盒茶叶，陶玉玲当时特别高兴，说：“张老师给我送茶叶，我太开心了！ ”那天他俩还开玩笑，说要一起活到一百岁。

谁能想到，约定还在，人先走了。 张勇手接到她女儿电话，听说医院让准备后事，整个人都蒙了。 他看着灵堂里的老友，嘴里喃喃道：“你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 ”

队伍里有个叫袁芝的女士，51岁，专门从银川赶过来。 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凌晨五点到的北京，拖着箱子就直接来了殡仪馆。 她手里攥着个手机，里面存着自己做的短视频，名字叫《十八岁的哥哥的小英莲》。 她说，《柳堡的故事》里的爱情太纯粹了，影响了她一辈子。 说完这话，她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还有个28岁的姑娘，举着个老式胶片相机，对着遗像一顿拍。 她说：“我爷爷82了，走不动，非要我来多拍点照片带回去。 他说‘二妹子’是他们那代人的白月光。 ”她爷爷的青春，大概就锁在那些黑白胶片里了。

几个头发全白的老爷子，互相搀着，颤巍巍地鞠了三个躬。 他们嘴里嘀咕着：“春妮，走好啊。 ”春妮是陶玉玲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的角色，一个农村军属。 对这帮老人来说，春妮就是他们年轻时候的记忆符号。

陶玉玲这辈子，和银幕上一样，活得挺不容易。 她第一次面对死亡威胁是在1993年。 那会儿她59岁，总觉得牙疼，去医院一查，懵了：口腔腺样囊性癌。 医生建议从脸部动刀，但那样可能会毁容。 陶玉玲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她坚持从嘴里做手术，哪怕风险更高。 手术后四十多天，她没法吃饭，全靠一根管子从鼻子灌流食维持。 疼得厉害的时候，她在日记里写：“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癌症？ ”

她真的没怕。 熬过这一次，两年后，肺癌又找上门。 没办法，切了一部分肺叶。 就在她自个儿抗癌的时候，她丈夫黄国林也被查出了结肠癌。 两口子成了病友，住在同一家医院，互相打气。 那段日子，病房里反倒没那么愁云惨淡。

2013年，79岁的陶玉玲又出状况。 她发现脸上有颗“黑痣”不太对劲，检查结果让人头皮发麻：基底细胞癌。 又得挨一刀，手术缝了8针。 换别人早崩溃了，她却乐呵呵地调侃：“这点病不算啥。 ”她好像天生就有种能耐，能把天大的事儿说得轻飘飘的。

银幕上的陶玉玲，起点特别高。 1957年，导演王苹在舟山群岛的部队里发现了她。 那会儿她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可王苹一眼就相中了，说：“这股淳朴劲儿，就是二妹子本人。 ”为了演好这个农村姑娘，陶玉玲提前好几个月下乡，学割稻、学插秧、学车水、学撑船。 电影一上映，全中国都认识了这张甜甜的脸。

她才23岁，一下子就红了。 出门得戴口罩，不然会被认出来。 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收了上千封。 1964年，她演《霓虹灯下的哨音下的哨兵》里的春妮，有一大段独白戏。 那场戏她演绝了，情绪一层层往上推，从个人感情说到革命理想，后来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材里的经典片段。 里面那句台词“陈喜，我们不能忘本”，好像也是她对自己说的。

她的人生里，失去是常客。 1958年，她的大女儿出生才8个月，突然得了急病，没救回来。 那时候她正在外地演出，拼命赶回家，只看到一条冰冷的小被子。 这个伤，她带了一辈子。 2017年，陪她大半辈子的丈夫黄国林也走了。 身边人说，别看陶玉玲平时乐呵呵的，夜里经常一个人抱着丈夫的旧棉袄，偷偷抹眼泪。

可只要一工作，她就像换了个人。 2022年，88岁的陶玉玲接拍了电影《九兰》，演老年梅月兰。 那会儿她甲状腺手术刚做完不到十天，伤口上的线都没拆。 导演朱丹记得清楚，她是坐着轮椅来片场的。 剧组想给她特殊照顾，她死活不同意，非得自己来。 最后所有戏份，她硬是一点折扣不打地拍完了。

去年7月，她还穿着红彤彤的旗袍，上了主持人蓝羽的《蓝羽会客厅》。 两人在节目里有说有笑，约定好等陶玉玲一百岁的时候，再来这儿聚一次。 蓝羽昨天也来了追悼会，一身黑大衣，献花的时候肩膀直抖，哭得收不住声。 那个百岁约定，现在永远没法实现了。

陶玉玲家里头，朴素得让人惊讶。 她住的房子不大，地板是老式的，颜色都磨淡了，上面全是划痕。 她从来不讲究排场，对年轻演员特别耐心。 在圈子里混了七十年，没人说她一句不好。 她好像从来没把自己当明星，就是个普通演员。

礼堂外面，有人支起了一块留言板。 上面写满了字，有的写“二妹子永在”，有的抄着《九九艳阳天》的歌词。 一个工作人员搓着手说，早上七点就有人来排队了，好些人带着花，还有手写信。 他感慨：“自发来这么多人，可见她在这帮人心里头有多重。 ”

灵堂里的音乐还在响，还是那首《九九艳阳天》。 李明启已经被人扶到旁边坐着，还在抹眼泪。 张勇手站在队伍里，慢慢往前挪。 屏幕上的“二妹子”还在笑，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难。 外面风还在吹，队伍一点一点缩短，每个人都能进去待上一小会儿，安安静静地告别。

陶玉玲这辈子，演过农村姑娘，演过军属，演过各种小人物。 她得过三次癌症，失去过孩子和丈夫。 可她留给别人的印象，永远都是那个笑眯眯的、清甜的模样。 就像她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时那样，站在柳堡的河边，眼睛里映着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