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借口肚子疼上厕所，看守说：早去早回

1906年，四川梁山还回荡着保路同志军的余音，范家老宅却传出朗朗书声，范纪曼在祖父亲自督课下通晓四书五经，更对洋学堂里的“格致”之学大感兴趣。

1925年，他背着简单行囊沿江而下，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校门外“升官发财请往他处”的标语，被19岁的范纪曼用钢笔重重描粗那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黄埔的课堂分为两列，一列讲步兵操典，一列讲世界革命史。

范纪曼同时出现在两列座位上，夜里，他和罗瑞卿在宿舍抵足而眠，热烈讨论共青团纲领，白天，他在靶场把轻重机枪拆得只剩零件。

1926年北伐号角吹响，他随叶挺独立团直捣汀泗桥，炮火中升任排长，也第一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负伤、辗转、寻党三年里，他像一粒被风卷起的草籽，从武汉漂到上海，又从上海漂到北平。

为了糊口，他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谋得一份俄文翻译的差事，为了找党，他把《布尔什维克》的封面伪装成《曾文正公家书》，夹在行李最底层。

1930年一个雨夜，他在东安市场偶遇留苏同学冀丕扬，一句“阿芙乐尔号的炮声还在响吗？”让两颗心重新连上了组织。

再度归队的范纪曼被赋予新使命，利用精通俄、英、日、德四门外语的优势，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

1938年8月2日，他截获日军将偷袭苏联张鼓峰的情报，连夜通过地下电台发往延安，又由延安转交莫斯科，苏军提前布防，歼敌三个师团，日本北进战略严重受挫。

为此，苏联红军情报部在内部通报里写下：“感谢中国同志‘范’。”

抗战胜利后，范纪曼已升任国防部第二厅少将代理专员，掌管对日战俘审讯与翻译，谁都想不到，毛人凤的办公桌上那份《华北共党活动概要》，正是这位“范少将”连夜起草、又秘密抄送西柏坡的“双胞胎”文件。

1949年3月，上海乍暖还寒，地下交通员沈寒涛被捕，在皮鞭与烙铁下吐出联络暗号“老范”。

特务们顺藤摸瓜，于3月15日破门而入，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范纪曼只来得及把半杯龙井泼进燃着的情报炉，火苗窜起，映出他脸上古怪的微笑。

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素以“进去的人只分早走晚走”闻名，范纪曼被钉在“老虎凳”上时，肋骨断裂的脆响像枯枝，灌辣椒水的铜壶嘴撑裂牙床，他仍用漏风的嘴反复嘟囔：“我只是商人，不认识冀丕扬。”

特务们气得发疯，却不敢真要他的命毛人凤还想用这条“大鱼”钓出上海站全体名单。

一个月后，战局急转直下，汤恩伯下令“处理全部政治犯”，4月10日傍晚，看守长破例端来四菜一汤，还有一小瓶绍兴加饭。

范纪曼盯着那瓶酒，想起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心里雪亮，这是“送终酒”。

夜里10点，走廊灯光昏黄，范纪曼用指甲在墙上划下新的刻痕“15”，这是走廊步数，再刻一个“3”，这是换岗空档的分钟数，最后刻一个“2.3”，这是厕所后墙的高度（米）。

他把破棉袄里的棉絮一点点掏出，搓成绳，一头系在脚踝，一头系在木板夹缝里这是为翻墙准备的“缓冲垫”。

11日凌晨4点30分，监狱最疲惫的时段，上夜班的看守打着哈欠，等待早班来接岗，范纪曼捂着肚子，佝偻到铁门前：“长官，拉肚子，怕弄脏号子。”

新来的看守是个稚气未脱的学生兵，他抬头看看挂钟，离交接还有半小时，便嘟囔一句：“快去快回！”随手拉开铁锁，这句看似平常的敷衍，在范纪曼耳里却像冲锋号。

他夹着碎步，目光快速扫过，走廊岗亭的值班特务正低头点火抽烟，盥洗室门口那盏15瓦灯泡灯丝将断未断，一切与连日观察吻合。

一进厕所，他立刻反身插死木门，从茅坑后捞出那块早已松动的木板这是几天前他假装摔倒，顺手掀开的“建筑材料”。

木板架在东北角矮墙，长度刚好2.2米，形成简陋斜坡，第一脚蹬上去，木板“吱呀”一声，吓得他浑身冷汗。

外面传来脚步，他屏住呼吸，手指死死扣进砖缝，脚步渐远，他第二次发力，肋骨断处像被刀剜，疼得眼前发黑，却仍咬牙爬上墙头。

墙外，是4米深的暗沟，他把棉絮绳缠在手腕，纵身一跃落地瞬间，左脚踝发出脆响，他顾不得疼，拖着腿蹿进菜地。

远处，接他的地下交通员老周正推着粪车，车上两层粪桶之间，刚好空出一个“人位”。

4点34分，看守所发现死囚失踪，全城搜捕，而此时，粪车已摇摇晃晃穿过南京中山门，朝霞把粪水照得金光万道。

5月27日，上海解放，范纪曼拖着尚未痊愈的脚踝，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交出一叠用油纸包好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潜伏特务名册》。

半年后，他带领侦察科破获焦建和特务案，缴获电台9部，密码本12套。

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范纪曼再次入狱，被判12年，铁窗内，他把俄文版《联共（布）党史》翻译成中文，用牙膏皮在报纸空白处写下30万字讲义。

1975年出狱时，他带回的除了手稿，还有一张发黄的纸条，那是1949年4月11日清晨，老周塞给他的“快去快回”四个字。

1990年12月6日，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84岁的范纪曼在病榻上合眼，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枕头下压着一张对折的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快去快回”。

没有人确切知道，看守当年那句随口敷衍，究竟是倦极的疏忽，还是潜伏同志有意放出的暗号。

历史只记录结果，一位红色特工凭借这块“木板”、这句“暗号”，把个人生命延长41年，也为新中国换来无数珍贵情报。

今天，当人们在梁平博物馆看到那块被虫蛀的木板，仍能听见1949年凌晨的风声它提醒我们。

信仰可以被打断肋骨，被灌进辣椒水，却不会被墙高2.3米困住，只要心里留着一块“木板”，黎明前的暗号，就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