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南博保管员盗文物被判死刑，法庭上被禁止说“上面是谁”

2025年12月23日，一则消息在文博圈投下巨石，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年过八旬的徐湖平，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这位曾执掌南博、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的文博界资深专家，已退休多年，耄耋之年究竟牵涉何事，被推上风口浪尖？

众所周知，事件起因在于“南博馆藏文物惊现拍卖市场”一事，不过，了解内情后会发现，这把火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燃烧起来，还有另一个在黑暗中闷烧了近三十年的“悬案”。

那是一段被刻意淡化的往事，一桩死刑判决，以及法庭上一句被强行掐断的供述。

1994年，南京博物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文物盗窃案，保管员陈超在1992年至1993年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窃取馆藏文物、工艺品共计19件，涉案总价值达人民币18万元。

此案因涉案文物等级高、数额巨大，被定性为情节特别恶劣的监守自盗，在当时引发了社会与文博界的极大震动，正值“严打”期间，陈超很快被判处死刑，如一场现代版“斩立决”。

从表面上看，这桩案件犯罪事实清楚，罪犯罪有应得，事实上，面对死刑判决，陈超曾当庭大声提出异议。

“这事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上面还有……”

话未说完，就被强行打断，他到底想要告发何人，就是这个未能出口的名字，成了案件最诡异的留白，也让细心的人顺藤摸瓜发现了更多费解之处。

其一，南京博物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文物保管有着严格制度，陈超作为一名普通保管员，如何能够多次突破层层监管，盗取多件珍贵文物。

即便当时南博对文物的管理流程并不严谨，一个人想要完成全套盗窃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知道所有漏洞，或者，有人为他创造了漏洞。

其二，法院判案讲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包括是否有同伙、指使者等等，但在这桩案件中，当被告人试图供述可能存在的同伙时，竟被强行打断，已然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毕竟，即便开庭处在严打时期，程序正义的底线仍在，除非，这样操控的背后，有比查清事实更重要的图谋。

其三，从案发到执行判决，时间之短在当时同类案件中亦属罕见，如此着急结束一个只有23岁的生命，主导者意欲何为？

判决生效后，南博内部是否吸取沉痛教训，展开彻底的制度审查和责任追究，如今的公开资料也是难觅踪迹。

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一场在北京举行的艺术拍卖会预展上，一幅估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的明代画作《江南春》图卷备受瞩目，来源被清晰地标注为“原南京博物院旧藏”。

经核实，此画正是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于1959年向南博无偿捐赠的137件珍贵文物之一。

然而，南博有关记录显示，该画作在1997年因被鉴定为“伪作”，随即得到时任副院长徐湖平批准，通过划拨手续调拨给了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代表也是徐湖平，又于2001年以6800元的象征性价格转手给了一名私人藏家。

整件事的冲击力在于，以无可辩驳的公开证据，证实了一件国有珍贵文物如何通过一套看似合法合规的内部流程，完成了从国家库房到商品市场的洗白与流失。

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有，1997年距离陈超被枪决尚不足4年，这很难不让人将两件事联系起来，陈超当年在法庭上被禁止说出的“上面的人”，是否就是能签字批准文物合法流出的人，被迅速处决是否也是为了切断线索，掩盖当时可能已存在的更高层面的文物盗卖行为？

此时再来看近些年发生的事情。

自2008年起，南博内部包括13名党员、22名高级职称人员在内的40余名职工，就曾多次联名举报徐湖平的相关问题，材料甚至刊发于《新华社》内参，但均未获实质查处。

与之形成讽刺对比的是，徐湖平本人在公开场合常以专家自居，曾抛出“文物没有赝品，只是署名不同”的言论，并标榜自己“既未送出也未购入一件个人文物”。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确不应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上面”默认为徐湖平，陈超想说的，也可能另有其人。

但他是否承担了本应由更多人共同承担的责任？

那个被掩盖的“上面”，是否让真正的罪恶之源得以继续潜伏？

好在，徐湖平正在接受调查，我们应尊重法律程序，等待权威结论，毕竟，南博馆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片段，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文化遗产，过往诸多谜团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时至今日，陈超案已经过去三十余年，但守护文物安全这场大戏从未落幕，公众针对他口中“上面是谁”的持续追问，本质上是对文物受托责任的不懈监督，只有制度真正完善、权力得到约束，每一件文物才能被安全、妥善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