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福特访华，邓小平提出三大原则：中美关系不着急正常化

1975年4月，西贡政权土崩瓦解的电报摆在华盛顿总统办公桌上，美国在亚洲的自信骤降。几个月后，福特决定亲赴北京，希望给动荡的外交局面找到一根可握的稻草。对岸的中南海同样在计算利弊——毛泽东病重，周恩来弥留，邓小平则刚刚重回一线。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为那年冬天的中美最高层接触埋下伏笔。

彼时的北京天空灰蒙，人民大会堂外的红旗却依旧鲜亮。11月下旬，基辛格先行抵达，带来一份厚厚的备忘录，试图用列出的“可操作方案”重启对话。他在机场大厅低声嘟囔：“只要说服邓小平，一切就会顺利。”然而，很快发现事情不会如此简单。

邓小平的办公室里，没有提前准备的讲稿，只有一支铅笔和几页便签。面对铺陈开来的美方文件，他轻轻摆手：“我们这儿还是老办法——小米加步枪。”对方一愣，笑容却有些僵硬。短暂寒暄后，台湾问题被毫不留情地推到桌面中央。

回想起四年前的“乒乓外交”，中美双方原本在《上海公报》中就台湾归属订下基本共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水门事件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气候，尼克松下台，新班子不愿背负过多政治风险，准备效仿美日模式——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保留“联络点”，并把撤军时间表一拖再拖。

邓小平听完基辛格的设想，声音低却硬：“这不是拖延，是倒退。我们欠账可以还，你们欠的账也得算清。”他随即抛出三条底线：一是美台必须断交；二是《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三是全部美军必须撤出台湾。没有这三步，谈不上正常化。“时间不急，我们等得起。”邓的态度如铁，连翻译都不敢喘气。

有意思的是，基辛格向来善于周旋，此刻却显得有些无奈。他小声询问：“能否考虑过渡安排？”邓小平看了看表，只留下一句：“历史不能绕弯子。”会谈草草收束，基辛格随即被“请”去苏州“观光”。冷处理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12月1日，“空军一号”降落首都机场，福特举步走下舷梯，瞬间环顾欢迎人群。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个精瘦、挺拔、面带微笑的副总理。基辛格赶紧耳语：“他来了。”福特脸上这才带上几分轻松。当天晚宴，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表东道主发言。他开场便提《上海公报》，字字句句都在提醒来宾：曾经的承诺不能轻易改写。

翌日的正式会谈中，福特依旧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提法，并提议分阶段撤军，时间拖至1977年。“你们可以有法律，我们也可以改法律。”邓小平不紧不慢，却把话钉死，“中国的统一，不容外人横加指手画脚。”

下午四点一刻，福特与基辛格在中南海见到久病的毛泽东。毛主席用微弱却清晰的话语调侃：“我们没几门真炮，只有嘴里还能‘骂娘’。”福特尴尬微笑，基辛格则在旁苦笑。忽然，毛泽东抬手指着身旁的国务卿：“他不让我见上帝。”一句玩笑，道出中国对美方反复的警惕，也让屋内气氛一度轻松。

然而轻松归轻松，实质问题并未跨出一步。福特仍在权衡国内选举压力；北京则更关注周、毛两位领导人的病况以及继任布局。谈判桌上，双方各留后手，“不着急”成了暂时的定调。正因如此，1975年的北京公报没有出现，台湾驻军的撤离也被塞进下一届政府的文件夹。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9月，毛泽东离世，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海外的福特则在大选中败给卡特。看似一次平淡的访问，实则将中美关系的决定权推向了未来。等到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终于宣布建交，正是邓小平再度赴美前夜。那份迟到的正常化协议，仍然以“断交、废约、撤军”写入条款，和1975年晚秋的要求别无二致。

事后回望，福特访华更像一场耐心的较量。美国急切寻找新的战略支点，中国则在冷静谋划国家复兴的长远棋局。“不着急”四个字，道破了大国博弈的本质：谁掌握节奏，谁就握有主动权。邓小平在陌生而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再次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