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谋生与善意可续：“我加入新东方，他加入恒晖”，俞敏洪以年薪150万聘请陈行甲做总顾问

做公益也可以有体面的收入，公益也可以有正常生活的保障。从 2015 到 2017，我全职做了两年的公益，最后真的发展到了吃糠咽菜的困境，现如今很多做公益的处在这样一个困境，但社会好像好像觉得就应该这样，你就应该为爱发电。我非常认可陈行甲的这一种创新工艺。让做公益的人能够有良好的收入，稳定的保障，可有可持续的发展。真正把公益做大，把公益做的有效率，把公益做的好，好心也能把事做好，不能总是好心把事情做得一团糟。我也非常喜欢俞老师，俞敏洪，他也是在这一个鱼龙混杂的商业社会比较正向的一个人。比较有底线、有情怀的一位商人，他在陈行甲老师的公益事业上给予这样的帮助、支持，以及达成这样一个双赢的局面，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当俞敏洪以150万年薪聘请陈行甲担任新东方总顾问，当恒晖公益基金会73万年薪引发舆论哗然，一场关于公益本质的深刻讨论再度升温。

在许多人固有的认知里，公益人理应“清贫自守”，谈钱便是对善意的亵渎。你看陈行甲老师从铁腕书记到公益先锋的转型之路，以及他与俞敏洪的“双向奔赴”，我们可以看到：公益要走得远，必须让从业者活得体面；善意要可持续，必须与市场逻辑良性共生。

公益不是苦行僧的独角戏，而是需要专业能力的系统工程。陈行甲在巴东反腐时的雷霆手段，如今化作公益项目中的精细化管理——恒晖基金会构建的癌症患儿救助体系，不仅涵盖医疗资源对接，更延伸到心理疏导、家庭支持与政策导航，工作人员因深度陪伴被患儿家庭亲切称为“舅舅/阿姨”。这种从“救孩子”到“支持家庭”的多维干预，背后需要法律、医疗、社工等跨界人才的协同，需要资金操盘、多方协调的专业能力。

能驾驭千万级公益资金、协调政企社三方关系的人才，在大厂，本就该匹配百万年薪。要求这样的专业人士“吃糠咽菜”，本质上是对公益专业性的漠视，最终只会导致人才流失，让公益沦为低效的道德表演。

将道德楷模神化，却忽视其作为普通人的生存需求。事实上，陈行甲在深圳租房居住、无私家车代步，73万年薪需支撑年迈父母的医疗开支与子女教育费用，而他却将18万美元“爱心奖”奖金全数捐出。这种“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坚守，也说明体面收入与公益初心并不矛盾。

反观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欠租摘牌的困境，更凸显了“为爱发电”的脆弱性——公益机构需要场地、物料、人员薪酬等运营成本，脱离了基本的经济保障，再纯粹的善意也难以维系。

陈行甲主动放弃基金会薪水的决定，并非认同“公益人不应赚钱”，而是以个人牺牲为行业发声：“我不拿，是为了更硬气地帮大家说该拿”，这份清醒与担当，更让人心疼与深思。

可持续的公益之路，必然是专业赋能、商业向善与行业规范的三位一体。

陈行甲与俞敏洪的合作挺好，新东方注入资金与场景资源，让公益理念融入教育、文旅领域；恒晖基金会输出专业公益模式，让商业价值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善意。这种“公益+商业”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公益依赖捐赠”的单一模式，实现了善意与价值的双赢。

同时，恒晖基金会的信息透明化、项目标准化，以及陈行甲“以反腐标准做公益”的自律，为行业树立了标杆——专业的公益不仅要敢拿合理薪酬，更要经得起公众监督，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需要三重转变：

其一，公众认知从“道德绑架”转向“价值认同”，理解专业薪酬是公益高效运转的保障；

其二，机构模式从“依赖捐赠”转向“自我造血”，通过商业向善实现可持续运营；

其三，行业生态从“各自为战”转向“标准共建”，提炼可复制的服务流程与伦理规范。

陈行甲的探索给出了一个方向：当公益人无需为生计发愁，才能全身心投入专业服务；当商业力量带着情怀入局，才能让善意规模化扩散。

俞敏洪在寒冬中向陈行甲伸出的橄榄枝，是两位理想主义者的惺惺相惜，也是对公益新生态的有力助推。公益不是远离尘嚣的孤岛，而是与社会肌理深度交织的有机体；善良不是贫穷的代名词，而是可以通过专业与市场，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愿更多人能读懂陈行甲的坚守与创新，愿公益行业能摆脱道德绑架的枷锁，让专业者有尊严，让善意有回响，让这条充满光的道路，能吸引更多人并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