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故意放走陈赓还送大洋，副官不解，钱：我敢动他一根毫毛吗

“您为什么要放了他呢？”对于副官的疑问，钱大均只是苦笑一声：“你知道抓了他有多大麻烦吗？我敢动他吗？”

这个“他”，就是陈赓。作为国民党的元老级别的人物，钱大均为啥会觉得抓陈赓“麻烦”，又为啥说自己“不敢动他”呢？这就要提起当年的那段“黄埔情义”了。

1931年，我国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混沌里。津浦铁路的铁轨被北方的干风刮得发烫，一列从南京浦口开往天津的火车，拖着长长的烟柱哐当前行。

车厢里挤着各式各样的人，挑着担子的货郎、背着包袱的流民、穿着长衫的先生，还有几个神色冷峻的国民党兵，谁也没察觉，这趟拥挤的旅程里，正藏着一场立场与情义的暗中交锋。

普通车厢里，一个穿着粗布短褂、戴顶旧毡帽的“生意人”正靠着墙假寐。他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眉眼，只露出紧抿的嘴唇和线条分明的下巴。

这人正是陈赓，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

几个月前，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了重创，许多同志被捕，机密也被泄露，他费尽心机搭建的情报网络毁于一旦。

这次受周总理亲自嘱托，他带着家人和同志陈养山乔装北上，一是避避风头，二是考察天津的情况，想在那里重建特科组织，扭转北方党组织的危局。

那时候长江还没有轮渡，从上海来的旅客得先过江到浦口换乘北上的火车。陈赓知道自己在悬赏的名单上，一路上格外小心，特意避开了专为高官准备的车厢，选了人多眼杂的普通车厢。

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煤烟味，烧煤的煤灰顺着窗缝飘进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却毫不在意，耳朵始终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哪怕是一声咳嗽、一句闲谈，都逃不过他的注意。

火车刚刚驶出浦口站没多久，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就从过道传了过来。陈赓眯眼一瞧，几个国民党军官簇拥着一个挺拔的身影，走进了前面的高级车厢。

那人身穿笔挺的呢子军装，肩章在光线下闪着光，这个背影让陈赓心里一紧，是钱大钧，黄埔军校的老教官，如今的国民党将领，也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

钱大均这次是因公出行，也没想到会在火车上撞见眼熟的人。进站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刻意遮着脸的“生意人”，那身形气质，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等火车开动之后，他就让副官前去打探。“这位先生，我们军长有请。”副官走到陈赓面前，语气带着几分傲慢。

陈赓眼皮都没抬，故意装出迷糊的样子：“你认错人了吧？我就是个跑买卖的，不认识什么军长。”副官愣了愣，见他神色坦然，只好悻悻地回去复命。

陈赓心里清楚，钱大钧心思缜密，绝不会轻易罢休，他悄悄换了个座位，把帽子往脸上一盖，继续装睡。

没等多久，一只手就掀开了他的帽子，爽朗的笑声在耳边响起：“哈哈，陈赓，别装了，我还能认错你？”

陈赓抬头，正好对上钱大钧的眼睛，心里暗叫不好，却只能硬着头皮站起来。钱大钧不由分说，一把挽住他的胳膊：“你怎么窝在这破地方受罪？跟我去前面的车厢，那儿舒坦。”

周围的乘客纷纷侧目，没人想到这两个身份悬殊的人竟然是老相识。陈赓被拉着穿过拥挤的过道，走进了高级车厢。

这里和普通车厢简直是两个天地，宽敞干净，没有煤烟味，几位穿着军装的黄埔老同学正围坐着说话。

“给大家介绍下，我抓了个‘活共产党’，我黄埔的学生陈赓！”钱大钧笑着打趣，语气里满是熟稔。陈赓顺着话茬笑了：“老师可别取笑我了，我早就不干那些事了。共产党嫌我落后，把我除名了，这次是想去找胡宗南，看看老同学能不能给指条活路。”

有人接话：“这么说，你是改邪归正了？”陈赓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谈不上改邪归正，就是想混口饭吃。”

钱大均忽然想起往事：“二次东征的时候，校长遇险，多亏你搭救，我也沾了你的光才没受处分。”陈赓摆了摆手说：“都是陈年往事了。”

聊着黄埔的过往，车厢里的气氛就渐渐热络起来。中途钱大均还让副官去买了些吃食，边吃边聊，看似轻松，陈赓心里却始终绷着弦，暗自盘算着脱身之计。

说着说着，列车就到了徐州，陈赓觉得这是个脱身的好机会，就借口看望朋友下了车。

陈赓下车后，并没有真的去拜访什么朋友，而是在站台上绕了一圈，趁着列车启动前的混乱，迅速登上了另一节普通车厢，再次把帽檐压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以为这样就能避开钱大钧的视线，顺利抵达天津。可他没想到，刚坐下没多久，那个熟悉的副官又出现在了面前。

没办法，陈赓只好跟着副官再次来到钱大均的车厢。这次，钱大钧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他示意副官出去，包厢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陈赓，你把我当傻子吗？”钱大钧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你要是真的想做生意，怎么会换了车厢又上来？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

陈赓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自己的小伎俩被看穿了。但他还是强作镇定，继续辩解道：“老师，我真的是来做生意的，换车厢只是想找个清静点的地方休息。”

“行了，别装了。”钱大钧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你我师生一场，又有救命之恩，有些话我就直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大概能猜到。当年你救了我，也救了校长，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钱大均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随即又变得坚定起来：“这次我不会为难你。你当年救我一命，今日我放你一马，就算是报答你的恩情了。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他日若是在战场上相见，我可不会手下留情，枪炮无眼，你自己多加小心。”

陈赓愣住了，他没想到钱大均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里百感交集。眼前的这位老教官，虽然身处敌营，立场与自己截然相反，但在这一刻，却展现出了乱世之中难得的人情味。

列车到达天津站，陈赓提着简单的行李，与钱大均在车厢告别。钱大均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别忘了我说的话，好自为之。”

其实，钱大均放走陈赓，不仅仅是因为当年的救命之恩和师生情谊，更有深层次的考量。

他心里清楚，陈赓不是一般的共产党人，他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在黄埔系中有着极高的声望。

如果自己真的把陈赓押往南京邀功，虽然可能会得到蒋介石的一时嘉奖，但一定会遭到黄埔同学的唾弃，被人戳着脊梁骨骂“忘恩负义”。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粤系的陈济棠正在高喊“反蒋抗日”，福建的第19路军也蠢蠢欲动，准备发动反蒋事变。蒋介石的统治并不算稳固，如果此时因为杀了陈赓而导致黄埔系内部分裂，无疑是自毁长城。

钱大均深知其中的利害，他明白，抓了陈赓就是给自己抓了个烫手山芋，弄不好还会给自己添不少麻烦。

而且，钱大均也隐约察觉到，蒋介石对陈赓的态度其实很微妙。虽然悬赏捉拿陈赓，但要是真的抓住了，蒋介石也未必真的会杀他，毕竟，老蒋肯定也不想背负杀害救命恩人的骂名。

钱大均正是看清了这其中的复杂局势，才做出了放走陈赓的决定。他知道，这是个最稳妥的选择，既偿还了当年的救命之恩，又不得罪黄埔系的老同学，还能顺水推舟地给蒋介石一个台阶下。

后来，陈赓在上海再次被捕，这次是被叛徒出卖，落入了巡捕房的手里。消息传到南京以后，黄埔系的老同学们纷纷出面求情，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人接连打电话给蒋介石，恳请他放了陈赓。

蒋介石虽然嘴上骂着，却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大均听到消息后，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早料到会这样。”

后来，陈赓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大将，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大均则继续留在国民党阵营，先后担任了上海市长、航空委员会要职等职务，1950年去了台湾以后，还担任多项虚职，直到1982年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