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解构与重构的文化隐喻

◎冯新平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者杰拉尔德·默南的小说代表作，J.M.库切、本·勒纳盛赞，入选2025年多个年度好书榜单。本书的主角是一位电影制作人，只身来到澳大利亚内陆平原，想拍摄一部关于平原本质的电影。他进行近乎无效的社交，进入迷宫般的图书馆，记录笔记，整理剧作草稿。有时觉得接近了平原，有时却好像更加迷茫……

揭示了后殖民语境下文化书写的根本困境

《平原》以一位电影制作人的内陆探索为叙事载体，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投下一枚思想深水炸弹。这部作品通过颠覆性的叙事策略，将传统探险文学的地理征服转化为认知论层面的精神漫游，在解构殖民视角的同时，构建起一个关于语言、真理与存在的隐喻系统。小说不仅颠覆了澳大利亚文学中根深蒂固的“丛林硬汉”神话，更通过叙事结构的自我消解与符号系统的流动性，揭示了后殖民语境下文化书写的根本困境。

小说开篇即实施双重祛魅：表面上叙述者试图拍摄纪录片《内心》以揭示平原本质，实则通过项目的溃败暴露传统探险叙事的认知暴力。当摄影机这一殖民视角的延伸工具遭遇内陆平原时，地理勘探的雄心迅速坍缩为哲学困局——镜头无法捕捉的不仅是地貌特征，更是被“阳光海滩/丛林硬汉”神话遮蔽的文化深层结构。默南创造性地将探险场景置换为智性空间：图书馆成为真理争夺的战场，学术沙龙取代丛林篝火，居民们对艺术赞助与形而上学论争的热衷，彻底瓦解了澳大利亚文学中务实拓荒者的刻板形象。平原居民不再是挥舞斧头开垦荒野的“丛林人”，而是沉浸于哲学辩论的“观念拓荒者”。他们资助诗人创作关于地平线的长诗，赞助考古学家挖掘“记忆的岩层”，甚至为虚无主义哲学家建立研究基金。这种空间叙事的转向暗示着认知范式的革命：平原不再是等待征服的自然客体，而是承载集体记忆与哲学思辨的主体场域。

“有形的沉默”比任何言辞都更具批判力度

在第七章，叙述者记录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悖论性研究——他试图通过梳理家族档案还原“真实的平原史”，却发现每一代人的记载都在重构过去。档案库中堆积的矛盾叙述，最终汇聚成一座“由谎言构建的真理纪念碑”。这种对历史确定性的消解，与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性”理论不谋而合：殖民地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动态协商中，而非固定不变的实体。

这种对确定性的消解同样体现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中。电影《内心》的创作溃败构成文本核心张力。当叙述者宣称“完全有能力探索这片风景”时，其笃定语气与后续失败形成辛辣反讽。这种未完成性恰成精妙隐喻：摄影机的物理局限映射着语言系统的表征危机，笔记与沉思的增殖反而凸显写作作为认知工具的优越性。“平原”意象在文本中呈现量子态般的流动性：地理边界在近地平线与远地平线的无限迭代中消融（“每个边界都会让位于更远的边界”），历史考证与当下体验的断层制造认知迷雾，老金人与蓝绿人的派系斗争则将真理降格为话语权的角力场。在某个极具启示性的场景中，两位地质学家为“岩石年代测定方法”爆发激烈争论：一方坚持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法的科学性，另一方则主张“岩层纹理中蕴藏着被遗忘的创世神话”。这场看似荒谬的辩论，实则揭示了启蒙理性与原始叙事的永恒对抗——科学数据与神话想象在认知裂隙中达成诡异的共生。

这种不确定性在第七章达到顶峰，“平原是艺术家试图传达（或渴望传达）的世界”的三重修饰，昭示着表征系统的根本困境。正如德里达所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叙述者的摄影机最终只能捕捉到自身的认知局限，而写作则成为对抗虚无的救赎工具。

默南通过三个层面解剖语言建构的虚妄性：历史学家的“完美理论”沦为修辞游戏，艺术家的“终极真理”暴露话语暴力，而叙述者对女图书管理员的求而不得，则暗合拉康“欲望即欠缺”的理论困境。当语言系统遭遇认知极限时，图书馆的静默获得双重象征——既是未被书写的知识深渊，也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无声抵抗。在关于“地平线派”与“地面派”的百年论战中，语言暴力的本质显露无遗。前者将地平线奉为“真理的终极投影”，后者坚称“土壤的颗粒中藏着宇宙密码”。两派成员雇佣修辞学家撰写檄文，资助艺术家创作宣传壁画，甚至为争夺话语权发动“符号战争”——他们在平原上竖起巨大的反光板，试图通过扭曲光线证明己方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荒诞的学术斗争，实则是启蒙理性危机的文学显影：当语言沦为权力工具，真理便成为修辞竞技场的战利品。

性别化的认知分工构成深层隐喻：男性角色沉迷于理论大厦的搭建，女性则始终处于符号系统的外部。叙述者将女管理员物化为“难以言喻的现实”化身，实为启蒙理性二元论的文学转写——她的沉默既是认知裂隙的投射，也是对男性话语秩序的颠覆。当叙述者试图用语言捕获她的形象时，文本中突然出现大段空白，这种“有形的沉默”比任何言辞都更具批判力度。

真正的智慧始于对不可言说之物的敬畏

《平原》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地域书写的创新，更在于其构建的认知实验室：通过让“被熟知的乡村腹地重新陌生化”，小说将澳大利亚文学从民族神话的窠臼中解放，转而探索后殖民语境下的表征危机。这种创作实践使作品超越地域界限，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浪潮中的思想灯塔——既是对澳大利亚殖民记忆的清算，也是全球化时代认知危机的预演。小说通过“流动认知站”的隐喻，揭示了后殖民语境下知识生产的困境。失业学者们用树枝搭建临时观测台、试图通过星象重新定义平原边界的行为，不仅是科学权威的戏仿，更是对认知民主化的呼唤。正如福柯所言：“知识即权力”，《平原》中的学术派系斗争——从“地平线派”与“地面派”的符号战争，到历史学家档案库中矛盾的家族记载——无不暴露知识体系与权力结构的共谋。

当叙述者最终遁入“唯一可见的内在黑暗”时，这种自我消解恰恰成就了最诚实的书写姿态，恰似贝克特《等待戈多》中永不到来的救赎——真理或许永远缺席，但正是这种缺席，赋予文学追问以永恒的价值。在算法试图量化人类经验的今天，《平原》的预言性愈发凸显。当数字建模宣称可以复制世界时，小说中图书馆的静默依然在诉说：语言与算法终究是构建现实的隐喻工具，而非真理的终极载体。这种对技术理性的警惕，与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对乌托邦的消解、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中的宇宙隐喻形成跨时空共鸣。

三十余年后的重读，《平原》在全球化裂痕日益加深的当下，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抵抗文化扁平化的诗性方案：当人工智能开始生成“完美叙事”时，默南的警告愈发振聋发聩——有些平原永远矗立于认知地平线之外，真正的智慧始于对不可言说之物的敬畏，在语言的裂隙中守护自由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