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没明说历史真相：乱到极致的五代，才是宋朝繁荣的基石

世人对五代十国的印象，就是那乱世中的混乱不堪，如“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 的走马灯式政权更迭；“臣弑君、子弑父” 的伦理崩塌……

但央视大剧《太平年》的上映，让我们知道这个被儒家史学家骂了千年 “礼崩乐坏” 的五代十国乱世，也有着对历史发展有推动作用一面。如剧中吴越国主钱弘俶的觉醒、后周柴荣的坚守、北宋赵匡胤的统一收场，撕开了这一段被骂千年的乱世真相：它不是历史的断裂层，却是黑暗里力量的沉淀，混乱中孕育新生。

一 南方富庶：乱世经济的 “避风港” 与文明沉淀

在剧中《太平年》的预告片，观众们都可以目睹处在江南地区吴越国的富庶。事实上，在五代十国期间，中原地区频繁更替政权，战乱频繁，但南方诸国如如吴越、南唐、前蜀、后蜀却相对安定，经济富庶，典型的世外桃源。

五代时期，南方诸国能够经济富庶，与北方战乱环境是分不开的。虽然北方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的环境为南方诸国发展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如北方流民南下带来了劳动力与技术，尤其是大量北方士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传统。南方诸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动南方经济发展，让长江流域江南一带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重心，这一切也推动在宋代实现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如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提出“保境安民”，兴修海塘，主政期间修建的捍海石塘抵御了钱塘潮患，让两浙地区 “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同时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杭州由此奠定“东南第一州”的地位。

《太平年》中江浙商铺林立的场景，并非艺术虚构 —— 钱镠建立吴越后，一边修捍海石塘保农业，一边推广占城稻、发展越窑青瓷，靠“实业兴邦”让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这也是越窑瓷能远销海外的核心原因。

当时，扬州、杭州成为商业贸易中心，南方经济逐渐超越了北方；在北宋统一时候，江南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初步形成。南唐、后蜀则大力发展农业与手工业，越窑秘色瓷、蜀锦远销海外，扬州、成都成为 “扬一益二” 的商业重镇。

可以说，五代十国时代，南方诸国如吴越、南唐、前后蜀维持了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甚至超过盛唐时期。

荆南利用交通枢纽优势发展商贸，楚地不征商税促成南北贸易繁荣，南方贸易网络日益完善，海上丝绸之路持续繁荣，泉州、广州成为重要的港口，瓷器、茶叶外销兴盛，为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电视剧《太平年》中通过多个支线剧情，展现江浙一带商旅往来、商铺林立、市井繁荣、百姓安居、书院讲学的场景，这也是当时“南方大开发”的生动缩影，让观众看到当时江南地区的富庶，证明即便在乱世，文明的脚步从未真正停歇。

可以说，五代十国残酷的乱世，却加速中国经济格局的重塑，为北宋商业繁华和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二 制度革新：柴荣如何为北宋埋下 “集权种子”

五代十国最大的特点是军阀混战、节度使势力膨胀造成武人当政。虽然这一切造成中央权力的衰落，却推动治理制度的创新。

历史上的后周世宗柴荣（在位954-959年），虽然统治时间仅仅五年半，在位期间却积极推行改革，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正是柴荣英明的改革，为结束唐末以来近百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开启宋朝的中央集权、国土统一和繁荣创造了条件埋下了伏笔。

后周世宗柴荣的改革，除了兴修水利、均平田赋、裁汰冗僧、扩建开封城，繁荣经济之外，也针对唐末以来藩镇格局军阀混战的乱世，制定了约束武将权力的措施。

柴荣在政治上为了约束武将的权力，他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恢复科举取士，打破了武将对权力的垄断；他设立三司使统管财政，把宰相权力给分割，这套制度后来演变为宋代的 “二府三司” 制，奠定了文官政治的基础。

军事上，柴荣对禁军进行“汰弱留强”的改革，打造出一支直属中央的精锐部队。他精简编制，淘汰老弱，使中央军的兵力远超过地方藩镇的军队，彻底扭转了唐末“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武将干政的局面。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完整继承了这套军事体系，“强干弱枝” 的国策，让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藩镇叛乱，但也成为北宋“强干弱枝”制度的基础。

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柴荣强化枢密院的军事职能，宰相常兼任枢密使，形成“文武参预”的决策模式，这一切为北宋的集权奠定基础。

《太平年》剧中对柴荣的刻画，没有简单刻画为英雄化，却是展现他在军阀环伺、财政困窘中推行改革的艰难。这一切道出了历史上改革的难处：伟大的变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却是在泥泞中步步前行。但就是后周世宗柴荣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艰难的制度创新，破除了唐朝末年制度的弊端，为北宋大一统繁荣盛世奠定基础。

三 民族共生：裂而不离的文化纽带

五代十国虽然是战乱的时代，却也深化了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西突厥别部）在五代政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是沙陀人的掌权，推动了民族融合。

沙陀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活跃在唐朝北边边疆。在唐朝灭亡之后，沙陀人趁虚而入，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在统治中原时候，沙陀人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重用汉臣，如后唐的郭崇韬、后晋的桑维翰，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汉臣。同时，沙陀人还与还族人通婚，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融合。

五代时期，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如西南的大理、西北的归义军、岭南的南汉，都在不同程度上维系着与中原的文化联系。敦煌文献显示，即便在唐朝灭亡后，归义军仍奉中原正朔，坚持汉文化传承。

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自认为“儿皇帝”虽遭千古诟病，但客观上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因此，五代十国的民族融合，乃是分裂但不离的的格局，最终为宋朝“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态创造了条件。

四 民族共生：裂而不离的文化纽带

五代十国虽然处在乱世，战火却没有熄灭文化燃烧的火种，反而催生中华民族文化别样的繁荣。

在文学领域上，南唐李煜的词作将亡国之痛升华为艺术巅峰，《虞美人》《浪淘沙》等词的佳句，至今为人传唱，成为宋词的先声。南唐李昪在南方一带提倡文教，设立太学，聚集了韩熙载、徐铉、江文蔚等大批文人，推动南方文化的发展。

绘画领域方面，西蜀黄筌的花鸟画，精工细作，形神兼备；南唐董源的山水画，笔墨秀润，意境悠远，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格局。书法领域，杨凝式以 “疯癫” 的笔意，突破了唐朝书法的法度，自成一派。

值得一提的是，后唐冯道主持刻印的《九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官刻儒家经典。这项工程，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让文化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这也是宋代活字印刷术普及的重要前提。

虽然五代十国时候战乱频繁、政局动荡，但科举考试却未完全中断。后唐、后周逐步扩大取士规模，规范考试程序。在电视剧中寒门士子坚持挑灯夜读，预示宋代科举制度全面改革到来。

五 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千年启示

传统史学家虽然指责五代十国“君不君，臣不臣”，违背了儒家伦理。但五代十国时期，旧礼在乱世中松弛，激活社会动力。

在五代十国时期，魏晋以来垄断社会资源的门阀士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平民阶层获得上升空间；妇女地位有所提高，商业交往突破坊市限制，城市生活变为丰富。

影视剧《太平年》中最震撼人心一幕，就是公元 978 年，钱弘俶带着吴越十三州的地图和户籍，前往北宋的汴梁，向宋太祖赵匡胤归降。这在 军阀混战的五代，钱弘俶的主动归降显得异类。有人骂他懦弱，有人骂他妥协，但只有钱弘俶自己知道：他放弃的是一家一姓的王位，却换来的是吴越百姓的安宁和江南地区的稳定发展。

因此，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不是屈服，却是一种格局。他看清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平统一才是民心所向。正是钱弘俶的和平归宋，为北宋的经济繁荣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结语

可以总结，五代十国乃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代。这一段被贴上“礼崩乐坏”标签的时代，本质是一场沉默的突围。南方诸国农民在田地里的深耕细作，柴荣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弘俶“纳土归宋”的选择，以及在乱世中坚守和普及文化的文人，如同黑暗中的火种，看似微弱，却照亮了通往北宋盛世的道路。

人生低谷亦如五代十国的乱世，在困境中我们也许感觉无助，看不到希望；但只要我们坚持，提升自我，把握时代的趋势，在困境中沉淀；终会在某一天，沉淀的力量会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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