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下令活捉，毛主席要求戴镣铐押送，此人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1949年7月15日傍晚，汉水上空弥漫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原野战军已突破襄阳西门。指挥所里，刘伯承眉头紧锁，参谋报告：“敌军竟往北门倾泻黄磷弹，城内百姓损失惨重。”一句话让屋里的气氛顿时沉重。

黄磷弹遇风即燃、遇水更烈，落在民居屋脊，转瞬燎原。躲在地窖的老人、孩子，一觉醒来只见烈焰漫天。前线通讯员赶回时哽咽：“很多人来不及逃，烧成焦炭。”刘伯承听完握拳发令：“务必生擒下令纵火者，姓康的，一个也别放跑。”

这位“姓康的”叫康泽。表面看，他只是一名国民党中将，实则是蒋介石亲手扶植的心腹。上溯二十余年，他从黄埔一期出身，留苏归来便以一张“刺蒋名单”赢得领袖信任。那张纸条上写满了同窗的鲁莽豪言，而康泽转身就寄给了重庆。有人戏言：康泽的仕途，是靠一封匿名检举电报起步的。

1931年，他接手《中国日报》，随后奉命筹建中华复兴社。一群青年人被他招进小楼暗室，宣誓“复兴民族”。然而外界更熟知的名字是“三青团”。从训导员到书记长，再到中央常委，康泽行走官场的速度，堪比战场上坦克的冲锋。

三青团内部规矩森严，却也处处是暗礁。康泽私下安插心腹，将“团务”变成“家务”。蒋经国初到江西整饬粮政时，发现地方基层几乎被“三青团”渗透。父子俩心照不宣：若不削康泽羽翼，未来中央难有清净。于是蒋介石命康泽赴美“考察”，实为冷藏。

1946年春，远洋客轮靠泊上海，康泽落舷而下。面子上，他仍被授予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肩膀上亮闪闪的三星看似风光，实际兵员不足三万且训练荒废。军官里流传一句顺口溜：“康司令懂报纸，不懂炮阵图。”这句玩笑在1948年襄樊前线应验，守军连日败退，最后缩在城垣里苟延残喘。

撤无可撤之际，副官低声劝他突围。康泽却拎着望远镜，望见街头百姓偷偷向解放军送茶水，怒火中烧，下令：“化学迫击炮连，照北门周围给我点！”夜色里，黄磷弹“哧啦”一声划破天际，数十幢木屋顷刻成火瀑。

正是这一笔血债，让刘伯承决意活捉。毛泽东在北平得知黄磷惨案，也发来电报，字句罕见地严厉：“押送康泽至华北，务以镣铐缚之，并派可靠武装。”外界都明白，总司令和党中央需要他活口——他的嘴里，也许还有国民党高层的秘密。

16日凌晨，襄阳南门墙体被炸出豁口，解放军一拥而入。守军兵败如山倒。天亮时，搜山小队在一片废墟前发现几具“尸体”不合常理：血迹太新、呼吸未绝。排长喝道：“康泽，别装了！”战士抬脚踢去灰土，露出一张憔悴且惊恐的面孔。“我投降，我投降！”康泽嗓音嘶哑，举起双手。

襄樊全歼捷报发往北平，电报里出现了“甚好甚慰”六字，参谋长读到时忍不住扬眉：这种评价并不常见。一支连队随即护送康泽北上，脚镣“当啷”作响，他一路沉默。列车抵冀中某站，刘伯承亲自审讯。他提出第一句：“南门、北门的黄磷弹，是谁签字？”康泽垂头回答：“是我。”

两个小时里，他供出三青团的金库、特务的暗号、蒋介石对华中战场的兵力分配。刘伯承不动声色，末了只说一句：“打仗归打仗，百姓不能沾火星，你这一条，难赎。”话音平平，却像锤敲钟膜，让康泽脸色灰败。

被押入功德林后，康泽自知无力翻盘，索性提笔写回忆录，题目直白：《我与蒋委员长二十年》。字里行间既有邀功，也有抱怨；既揭露特务组织的暗面，又埋怨蒋经国夺其基石。台湾方面收到摘录，蒋介石气得拍案骂：“此獠狗改不了吃屎！”

功德林里，康泽常抬头望北窗，唏嘘自己从黄埔一期红人跌至阶下囚，跨度不过二十余年。1967年冬天，他罹患肝疾。12月23日凌晨，守卫发现他再也没有翻身。63岁的生命，就这样画上句号。

襄樊城墙早已修复，黄磷弹留下的焦黑痕迹被岁月掩埋，但那一晚的烈火与哭声，仍是许多老兵心头不散的噩梦。康泽之所以被视为“特殊之人”，并非因为他战略出众，而是因他手握情报、背景复杂，又亲手点燃了最后的黄磷。这种“特殊”，非荣耀，而是罪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