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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他频繁挥舞关税大棒,从欧洲盟友到资源大国,再到与伊朗有经贸往来的国家,都曾被卷入其中。
这种操作在国内制造了声势,却也让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得前所未有地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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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大致可以拆成三层。第一层,是把关税当作谈判起点。
无论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还是威胁对汽车、农产品加税,美方往往先宣布加征,再在谈判桌上提出“豁免条件”,用关税当倒计时,迫使对方在限定时间内让步。
第二层,是把关税与地缘政治议题捆绑在一起。在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时,美国不仅自己退出相关协议,还通过二级制裁和关税威胁,逼迫其他国家减少与伊朗的正常经贸往来,相当于用贸易工具改写别国的外交与能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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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则是把关税延伸到资源安全领域。在稀土、关键矿产等敏感环节,美国政府多次提出要重塑供应链,把中国排除在外,并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资源国施压,希望它们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产能与基础设施建设,否则“不排除采取关税和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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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就公开批评这类做法接近“恐吓”,北欧国家领导人也用“勒索”来形容相关威胁。对于依赖开放贸易的中小经济体而言,突然面对额外关税,企业必须重新核算成本、调整订单,金融市场也随之承压。
如果这种不确定性频繁出现,政府和企业在中长期规划时就不得不把“政策情绪”纳入考虑,传统意义上的“最优贸易安排”,被迫退让给“风险最小化选择”。
对美国盟友而言,关税大棒带来的冲击不止是关税账单,更是心理预期上的动摇:一方面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在经贸上却屡屡遭遇高压手段。
围绕伊朗问题,一些欧洲国家原本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维持平衡,但由于担心自身企业遭到美国惩罚,不得不调整原有立场。
这种被裹挟感,使不少国家开始讨论增加“备份方案”——例如多元化能源来源、加快区域贸易安排、探索更多本币结算,以降低未来再次被“一纸关税”左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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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自身来看,“关税之王”的姿态也并非没有代价。短期看,以关税威胁谈判,确实能在舆论上显示强硬,向国内选民传递“为美国工人争取利益”的信号。
这种反复改变关税政策、频繁用“最后期限”施压的做法,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规则威信。
一些央行和主权基金开始增加黄金和其他货币资产,一些国家加快推动本地区自贸协定,这都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策波动提前做出的防范。
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在部分国家眼中的相对形象”,理由很简单:至少在对外经贸上,中国当前更强调履约和稳定,而不是频繁用关税作为即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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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关税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当这一工具被过度用作惩罚手段时,受伤的不只是被征税的一方,还有美国本人的国际信誉。
全球贸易关税政策#国际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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