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公安局长空缺，陈赓问陈总：特科队的神枪手，能胜任吗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凌晨的淮海中路还笼着薄雾，电话局里却灯火通明。前线捷报一份接一份送到市政府临时办公室：南京已克，上海城内敌军败退。喜讯背后，有人忍不住嘀咕一句：“城防能接收，治安谁来抓？”一句话点破了悬念——新上海需要一位公安局长。

上海摊子之大，远非一般省会可比。工厂林立，外侨众多，旧租界残余势力、国民党潜伏特务、黑帮老底子全都混杂在纵横的弄堂里。枪声可以在十几公里外停下来，扒手和密探却能在下一条街拐角复活。稳定局面，刻不容缓。

外部压力与内部重担一齐压到陈毅肩头。那时的陈市长白天跑工厂、夜里批电报，门口文件堆得比桌角茶壶还高。市公安局长人选空着，谁都明白位置越久没人坐，局面越容易出乱子，可名单上连个靠谱的人影都没落定。

恰在此时，陈赓赶到上海驻军指挥部汇报部队接管情况。短暂寒暄后，他指着墙上的城市地图说：“要想让这座城彻底安静下来，得找个既懂特情又不缺硬功夫的。不妨试试特科那位神枪手？”陈毅愣了两秒：“李士英？”陈赓点头，“就是他，脑子灵，手也稳。”

李士英，这个名字在秘密战线上早被写进档案。生于一九一二年，山东曹县穷苦农家孩子，十来岁就扛起锄头，练得臂力惊人。十五岁参加农民协会，十九岁入党，刀口舔血的岁月成了他最直接的学堂。

一九三〇年，他被选送进中央特科第三科。那支队伍管的是保卫党中央安全的活儿，训练清一色真刀真枪。枪械课上，教官掷出一枚五分钱硬币，他抬手一枪，正中铜片中心，旁观者称他“神仙一指”。

一年后，上海秘密战环境骤变。特务机关大搜捕，李士英在一次转移文档时不幸被捕。面对拷问，始终咬牙不发一词。地下关系费尽周折，直到一九三七年，他才成功越狱去往延安。有人问他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只说：“命硬，也该干的事多。”

延安岁月让这位山东汉子学会了另一套本领：情报分析、干部教育、国际护送。四一年，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疗，李士英担任护卫。西伯利亚铁路漫长无边，他一路警惕，列车到站前十分钟必巡查一次车厢，同行翻译感叹：“他像猫头鹰，夜里不眨眼。”任务安全完成后，他顺便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旁听了三个月反特勤课程。

解放战争爆发，他被调任华东社会部副部长兼山东公安厅厅长，组建农村保卫网络。敌特要搞暗杀，他干脆把对方策反；土匪趁火打劫，他带队夜袭端窝。短短两年，山东多县发案率降至此前的三成，陈赓正是看中这份履历，才开口举荐。

六月十三日深夜，李士英抵达上海。第二天一早，他穿一身旧中山装，脚蹬布鞋，悄悄进了位于爱多亚路的市警总署接管大楼。不到三天，原国民党警员完成审查，肯留下的签保守秘密声明，不肯留下的集中看管。两周后，全市主要警署恢复二十四小时巡逻，七月枪案骤减。

上海滩最棘手的是暗杀团伙“决死三人组”。他们潜伏在法租界残部支持下，计划炸毁外滩电站。李士英接到线索，当夜亲自指挥围捕。他不让部属开枪，生怕误伤平民。巷战里，他抢占制高点，一枪敲掉对方狙击枪准星，随后喊道：“投降，留下命！”匪徒灰头土脸举手，电站保住了，老百姓第二天照常点灯。

一年半时间，公安系统规章成型，户口登记铺到每条弄堂。外商写信给市政府，说“夜走南京路再不担心丢包”，这才算给陈毅市长减了压。李士英却没多留恋，一九五一年底，他被调往中央公安部，先后兼任内卫总队长、北京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每到一地，第一件事总是摸清底册，理顺队伍。

一九八三年离休，他依旧每天七点起床练枪。老伴劝他歇歇，他笑答：“手生了，可不行。”二〇〇一年冬日，他在医院平静辞世，享年八十九岁。

那年夏天，上海警方内部整理档案，在一只旧木箱里翻出一把磨损严重的盒子炮手枪，枪套内贴着字条：“执勤即战斗，平时即战备。”落款——李士英。没有人再怀疑，当年陈赓那句“神枪手”所指，分量何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