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敬桂：万亿美元顺差的再审视与战略重构

资料图。本文来源：北京商报、中国国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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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顺差的再审视与战略重构

马敬桂

长江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2025年1至11月，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全年货物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并连续9年位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凸显出我国产业链的强大韧性与在全球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是我国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必然结果，其客观性源于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效率优势、规模优势和全产业链配套能力。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持续扩大的顺差为保障国内就业、稳定经济增长、支撑人民币汇率和积累国民财富做出了直接贡献，其积极性不言而喻。

然而，巨大的顺差规模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责任与挑战。它既是全球经济对我国供给能力深度依赖的体现，也可能成为贸易摩擦加剧的焦点。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我们必须以更加系统、辩证和前瞻的思维，审视顺差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推动对外贸易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根本性转变，实现产业升级、贸易平衡与国家福祉提升的多重战略目标。

一、深度审视：万亿美元顺差的双重属性与结构性挑战

1. 顺差的积极基石：全球市场选择与中国制造硬实力

市场规律的客观印证：万亿美元顺差是全球资本与消费者基于效率、成本和品质的理性选择。它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经过数十年积累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善基础设施、高效物流体系及成熟产业工人队伍构成的综合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强化，使中国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力量。

产业升级的阶段性成果：顺差的结构持续优化。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 “新三样” 产品出口强劲增长，正逐步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新的增长支柱。这标志着我国出口动能正在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与“绿色红利”。

2. 顺差高光下的深层隐忧与转型压力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以规模扩张为主的贸易模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内外挑战，转型压力空前。

外部环境“压力测试”升级：巨额顺差极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标靶。国际社会，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有所抬头。未来，压力来源可能从传统的贸易逆差国，扩展到在第三方市场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地缘经济摩擦风险扩散。

资源环境约束与“隐性成本”：部分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出口，本质上是国内能源与环境容量的输出。随着“双碳”战略深入推进，这种不可持续的贸易模式面临硬约束，环境成本内部化将重塑许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价值链“位势”与贸易利益分配不均：虽然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但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在许多行业仍处于加工组装环节，获取的增加值有限。同时，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反映出我国在研发、设计、品牌等高端服务环节的竞争力仍有待加强。

二、核心理念重构：确立“大国贸易平衡观”与三大战略支柱

面对万亿美元顺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外贸战略的指导思想必须实现根本性、系统性变革。其核心是从传统的“顺差导向型”思维，转向全新的 “大国贸易平衡观” 。这一核心理念主张：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其对外贸易的核心目标不应再是追求单一、庞大的顺差规模，而应是通过“卖世界”（出口）与“买世界”（进口）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升级，实现国家综合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重塑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大国贸易平衡观的核心内涵：

1. 超越“顺差迷信”，树立“系统均衡”思维：

对大国经济而言，长期巨额的单边顺差并非健康的绝对标志，它可能引发外部失衡、加剧贸易摩擦、扭曲国内资源配置。健康的贸易体系应服务于经济安全、产业升级、消费福利、货币稳定、国际关系等多重目标。因此，应追求以经常账户基本平衡为锚，允许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内相互调剂，并主动利用进口满足国内发展短板，将外部盈余转化为内部增长动能。

2. “卖世界”与“买世界”的辩证统一与战略协同：

“卖世界”的升级：从单纯出售商品，转向输出“中国制造+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中国方案”的综合价值包。这要求出口从成本竞争转向技术、品牌、质量、绿色和服务的综合竞争。

“买世界”的战略：将进口提升到与出口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通过主动、有选择地扩大进口，实现四大功能：弥补关键资源与技术短板、引入竞争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平衡国际收支并改善外部经贸关系。

协同效应：强大的“卖世界”能力为“买世界”提供支付能力和议价筹码；而高质量的“买世界”又能为“卖世界”注入更先进的技术、更优质的原材料和更开放的国际环境，二者构成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如果说“卖世界”是一种能力和贡献，那“买世界”就是一种优势和地位。

基于这一总领性的“大国贸易平衡观”，我们可以构建支撑未来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具体战略支柱：

支柱一：动态系统平衡观。这是“大国贸易平衡观”在宏观管理层面的具体化。政策制定应着眼于国际收支的整体健康与动态平衡，而非孤立地追求货物贸易顺差。这意味着需建立跨周期调控机制，在经济上行、顺差过大时，主动通过扩大进口、增加对外投资等方式进行平滑；在经济下行时，则稳健发挥出口的稳定器作用。其目标是形成一个韧性更强、波动更小、更可持续的外部经济循环。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

支柱二：产业链价值攀升观。这是实现“卖世界”升级的根本路径。外贸竞争力的源泉应从要素成本优势，转向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高附加值、高控制力环节的能力。政策应全力支持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标准制定等“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这不仅意味着出口产品单价的提升，更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和利润分配份额的根本性改善。

支柱三：绿色与数字融合观。这是塑造未来贸易规则与新优势的制高点。绿色与数字化是席卷全球的产业革命，将深刻重构全球贸易的形态与规则。我国必须将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内化为贸易发展的核心基因，通过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碳壁垒或开拓新市场，更是为了主动参与并引领相关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确保在未来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持久的规则优势。

三、核心政策框架与实施建议

1. 实施“有扶有控、精准施策”的出口退税与补贴政策改革

出口退税是符合国际规则的通行做法，改革的关键在于提升其精准性、结构性导向，而非简单取消。

建议建立并动态调整出口产品“三色清单”管理制度：

绿色激励清单：对“新三样”、高端装备、关键核心零部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产品，维持或适当提高退税效率与服务支持。例如，全面落实对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货物的 “离境即退税” 政策，加快企业资金周转。

黄色调整清单：对市场需求大但能耗、排放较高的传统优势产品（如部分基础化工品、普通钢材），设置3-5年过渡期，退税率与企业的能效水平、碳排放强度挂钩，激励其绿色改造。

红色限制清单：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且产能过剩明显的产品（如部分低端建材、初级加工品），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并研究开征出口环节环境调节税。

强化财政补贴的绩效与导向：

将传统普惠性补贴，转向针对企业研发创新、国际认证、品牌海外推广、数字化营销等环节的事后奖励性、配套性补贴。

加强对服务出口的财政支持，利用现有资金渠道，重点培育数字服务、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绿色服务等领域的出口能力。

2. 推行“限产提质、优化供给”的产业供给侧改革

针对部分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的行业，需通过强有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限产量、提质量、优结构”。

建议严禁新增产能与实施产量精准调控（以钢铁、建材行业为例）：

严格落实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 “严禁新增产能” 的要求，所有新建、改建项目必须制定并执行产能减量置换方案。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基于能效、环保、安全、技术等标准，对重点行业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生产要素和产量指标向环保绩效好、技术水平高的 “引领型规范企业” 倾斜，倒逼落后低效产能退出。

强制标准提升与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制定并提升重点出口产品的能耗、排放、质量和安全标准。强制要求在规定时间，80%以上的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推动构建钢铁、建材等产品的碳足迹核算体系，并开展绿色低碳产品认证。鼓励在重大工程项目中优先采购绿色低碳产品，以国内高标准市场牵引产业提质。

支持兼并重组与优势产能“走出去”：

鼓励行业内优势企业开展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引导企业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 “产品+装备+技术+标准+服务” 的全链条协同走出去，在海外建设绿色生产基地，优化全球产业布局。

3. 启动“主动选择、以内促外”的进口促进战略

制定《战略性进口商品与服务目录》：重点纳入国内短缺的关键矿产资源、先进技术装备、重要零部件、种源以及优质消费品、医药保健品、文化产品等。进口产品就是输入国外资源，就是节约本国资源。

打造高水平进口平台矩阵：持续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建设一批专业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发展保税展示、体验消费等新模式。

4. 发力“补齐短板、塑造未来”的服务与数字贸易

全面深化服务业开放：在教育、医疗、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领域推出更大力度的开放措施，引入竞争，倒逼国内服务业升级，为服务出口奠定产业基础。

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先机：在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与便利化试点。支持在上海、海南等地建设国际数据服务和云计算中心，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

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它标志着中国依靠规模扩张参与国际循环的模式已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度，也昭示着以质量、效益和平衡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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